略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糖业经营方式

近代以来,四川沱江流域的甘蔗种植呈扩大趋势,既加快了区域经济商品化及工业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引起了糖业经营方式的区域性变动。蔗农家庭经营存在着三种形态:单一农业经营、自种自榨自经营、合作社经营。这三种经营形态分别代表了该地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农业与手工业的重新组合及生产的合作化等几个发展方向。生产方式多元化成为糖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一方面传统家庭副业性质的制糖方式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手工工场性质制糖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土糖房、机制糖厂及小型改良糖厂等多种生产力形式并存;前者是以手工制糖技术的专业化及蔗农的贫困化为基础的,后者是以机器制糖业对手工制糖业的依赖为前提的。     

清末民初内河航运对码头市镇的影响——以四川沱江流域金堂县为例

内河航运是我国传统的交通方式之一,码头市镇的繁荣与内河航线的兴盛息息相关。内河航运在经济发展、物资转运、人口构成、文化融合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码头市镇的发展。沱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连结了四川盆地内部各地区、盆地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金堂是沱江干流的起点,沱江的航运成为金堂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城市发展浪潮下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探究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之对应的理论的研究也要求随之深入.城市史这个新兴学科,随着城市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目前该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尝试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探索.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近代邮政史研究状况综述——以近年来硕士论文为例

近年来,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集中体现为众多以此为选题的硕博士论文的出现。本文从大陆与台湾地区一些硕士论文的写作时间、选题的角度、征引史料的情况等方面来看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状况,并还从中国近代邮政近代化与地区性邮政史两个研究角度对相关硕士论文进行具体分析与评述。虽然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亦有众多的不足之处。总之,硕士论文在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谈出版史研究方法——兼论一则“定评”

出版史的研究方法应该提倡五点：一、要耐得寂寞；二、要有细功夫；三、所有材料都要仔细推敲。四、必须设法见到原书、书目或原文；五、要从个案做起。通过有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则“定评”可以看出材料推敲的重要性。     

金敏黻是爱国主义史学家－兼论其对东北史、渤海史研究的贡献

金毓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东北地方史专家,他一生爱国爱家乡,积极从事东北地方史及渤海史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渤海国志长编>和<东北通史>的撰修工作,同时发表了大批有价值和有影响的论文,阐明了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种种谬论,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金毓黻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史学家.     

近代西爪哇华人蔗糖业探源——兼论福建蔗糖业对巴达维亚蔗糖业的影响

17-18世纪间,世界市场的迫切需求诱发了西爪哇蔗糖业的勃兴,大量具有蔗糖业经验的福建人,为了摆脱原籍地人地矛盾的困境,纷纷移居西瓜哇;在侨居地,他们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甘蔗的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而且带来了传统的制糖方法.在西爪哇蔗糖业与福建蔗糖业之间,无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由于生产环境的差异,西瓜哇华人蔗糖业逐渐发展起了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色,包括产品的品种和质量、生产的周期、发展的前景等方面,两地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西爪哇蔗糖业的最大特色,便是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能够适时地调整生产模式,主动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体系当中,故最终得以逃避衰败的厄运.     

论艺术鉴藏史研究对图书文化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兼述项元汴研究进展

在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人会用艺术鉴藏史的研究方法与眼光来做研究。在藏书文化研究中,若仅仅关注藏家所收藏的图书而不顾其它,在某些方面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同时,艺术鉴藏史领域的著作,其研究视角中有一些甚少出现在图书文化史研究中。例如在项元汴收藏研究中,可以通过“艺术审美”的角度、“赞助人”的角度、“收藏趣味”传承等方面加以研究,从而说明研究艺术鉴藏对图书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检讨——兼论如何构建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宋代财政史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出现"收、支、管、平"、军事财政、地方财政、官民互动、GDP研究等多种方法和视角,对宋代财政作了多角度的整体研究,揭示了宋代财政史的多个面向。不同的分析框架既有其独到见解,也有其视角局限,仍可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阐释框架,补充以往研究不足,揭示宋代财政史新面向。对宋代财政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发现,可遵行以下原则推进中国古代财政史学术体系建设:对中国古代财政史具有普遍解释力;既能揭示中国古代财政史的演变轨迹,又能反映不同时期财政发展的时代特点;实现现代学科概念、方法与历史逻辑的交融统一。应以此为基础多元、深入地推进中国古代财政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合肥地域南淝河史事考述

依据《水经注》和明清时期合肥方志对合肥地域流经的南淝河予以考述。指出，南淝河在中国古代的某些历史时期称为施水，而不是一般俗说的南淝河就是施水。到清朝中后期，合肥志书分析古代肥水、施水之源与流合走向的变迁，已较为合理，尤其是论肥水、施水在清以前居于芍陂和巢湖两大湖之间的变迁，见解有独到之处。进而提出，古代江淮河等水系走向已与今日区别甚大，今人更不可用今日流经简单揣测古时走向。要以历史时期地理变迁的角度审度，历史地看待古人对江淮等水系描述的一些言论；后人必须明白，同样是讲施水，《水经注》中的施水，与晚清人讲的施水，又有区别。     

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汉文西夏文献述要

汉文西夏文献,自宋迄清,代有其书。宋朝为其初创积累时期,所成诸书是汉文西夏文献中最具价值的;辽金元三朝是其辑录散佚时期,经过元朝史家的“精心删汰”,大量的西夏原始文献从此都亡佚了;明朝是其重辑创新时期,在编辑汉文西夏文献时所作的有益尝试为清人提供了借鉴;清朝是其辑佚勃兴时期,经过清朝史家的钩沉索隐、重修重著,形成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文西夏史籍,为今人研究西夏提供了诸多便利。     

试论方志史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方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它既是政治家治理社会，了解民情的重要依据，也是文人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近代以来蜀地名人李调元研究文献述评

对于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李调元(1734-1803)的研究,在近代以来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系统回顾近代以来李调元及其著述的研究成果,总结李调元的学术贡献,可以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镜鉴。本文拟从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文献整理与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综述相关研究成果,并展望今后李调元的研究方向,以供学术界参考。     

清水江文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清水江文书是反映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民间史料文献,具有文本数据的独特性和文献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本文详细分析了清水江文书前五十年研究成果的类型,总结出三个阶段一个中心的研究特征,并对清水江文书的后续研究和清水江学的研究,从宏观规划到微观设计提出建议。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既有对以往论题的反思和深化,又有全新论题的开辟。作者谨对此做一大略的回顾和总结,并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