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本质及影响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这种影响的本质有三个方面：阮籍自身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弥漫在阮籍人生悲剧中的是一种济世不能又委命求存但却济世不灭的满怀悲情,故阮籍终其一生在对生命一往情深的眷顾与抗争中不断体会惨烈的绝望,而又在绝望中不断地抗争着。     

阮籍美学思想的哲学特质及其嬗变

阮籍是一位人格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身处魏晋更替之际,阮籍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论上,阮籍推崇一种超尘越俗的自由、超越名教束缚的思想,其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其美学思想的发展为中国美学的整体进步奠定了基础,其中的"自由之境"构成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荷戟独彷徨”——论阮籍作品中的儒道互补意识

正始诗人阮籍在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残杀异己的一幕幕惨剧之后 ,终于由一个“本有济世志”的儒学之士变成了一个“口不臧否人物”、整日与酒为伍的竹林名士。他虽然表面放浪行骸 ,纵酒任性 ,但内心却始终处在矛盾痛苦的煎熬之中。这种意识不经意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尤其是其抒发情志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及《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最终踩出一条据儒依道、儒道互补之路 ,实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封建时代人生依附关系桎梏下的直接后果。这不仅是阮籍的悲剧 ,也是所有正始文人的悲剧 ,甚至是封建时代所有文人的悲剧。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屈原之死和他的悲剧人格

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为起点，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伟大作品。无疑， 屈原之死是一种“命” 与“运” 的必然给定，“命”是不可选择的出生地、时代、家世等先在要 素；“运” 则是可选择的后天变数。但屈原放弃了自己的可选择性，明知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在楚 国实现，明知自己的志向、操守与时世不合，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决不放弃自已的祖国。 这种“不放弃” 的自我执著便是一种悲剧人格，也正是这种悲剧人格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以脆弱的生命个体与整个污浊不堪的杜会作一生的抗争，其结局除了死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当然，屈原走向自我毁灭，有一个痛苦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是一种个人价值选择 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价值毁灭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向世人昭示：生命的存在并不是 “估价一切的前提”。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艾青诗歌抒情主体人格管见

艾青诗歌抒情主体人格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植于诗人生命深层无意识的孤独而生成的寻求大地母亲归属的“地之子”；二是由此而演化出的具有自由与叛逆精神的流浪者与诗人同一的自我；三是基于以上二者升华出的居于自我超越层次上的，满怀悲剧激情的殉道者。这三者共同构成早期艾青诗歌抒情主体的人格整体，也形成了他的诗歌中所特有的那种悲剧性孤独的生命体验。一、生命深层的孤独与“地之子”《大堰河──我的褓姆》，作为艾青最动人的诗作，并为批评家们公认的诗人的代表作，表现的是诗人对现实社会不平的哀怨，对其具有养育之恩的褓姆…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