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胡适与辛亥革命的延续——兼论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胡适远在美国,对武昌首义的反应比较平淡。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后的胡适,则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一切改革的肇始。而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正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一种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和陈独秀等发动的文学革命以及胡适所从事的文化启蒙工作,也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的表现形式是渐进的、温和的,这也体现了辛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启蒙以及社会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变革的尝试。     

五四运动与宪法的精神

一、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宪政的变革1.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痛感传统的纲常伦理、封建的宗法制度对于人性的扼杀。他们揭露三纲之说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于是天下之人“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都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的君权、神权、族权、夫权进行了抨击,在他们…     

五四运动的革命双重性论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五四运动涵盖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具有双重性:催生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文学革命为工具,以反封建为手段,对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想、新的革命政党和新的领导阶级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批判精神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伟大转折前夜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斗争,锋芒直指中外反动派所极力维护的孔子的权威,给了儒学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五四运动革命批判精神的巨大威力。为毛泽东同志所倡导、为后世人们所继承的五四精神,自然也包含有它的革命批判精神。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批判精神,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助益。     

解剖国民灵魂,催动思想革命——关于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创作主题的判定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发展并成熟起来的现代启蒙文学。其基本主题是揭示封建专制文化对国民精神的毒害和人格的扭曲，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反映于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以及艺术的表现的准确性、形象性，都与这一文学主题密切相关     

浅谈五四诗歌

五四运动如千钧霹雳,震撼了中国大地;如万里狂飙,扫荡着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它以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翼,新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诗,则是新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中国近代“文化革命”论纲

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和需要．作为旧文化核心的旧道德成为新学家们攻击的重点，与此相关的是启蒙．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使后人部分地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为新文化建设作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新文化运动成就巨大，教训也是深刻的：文化变革必须摆脱自卑的文化心态、幼稚的速成论和极端的政治化倾向，不能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文化变革．     

纵论海洋文化与商品经济——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作

<正>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来临之际,全国学术界纷纷举行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针对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文化传统,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中国的旧思想、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同领藏传佛教格鲁派。清中叶以前的历辈达赖、班禅均能彼此相安,和好相处,各执领地。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在多方因素的制约下,双方产生矛盾并不断升级,最终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其矛盾演变结果,对近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

10—13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的演变和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又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三大板块虽然各自独立,但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     

20世纪初与世纪末的非写实小说高潮

20世纪初晚清时期和世纪末新时期出现的两次非写实小说创作高潮,集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精英面对现实的现代性焦灼情绪,世纪初的焦虑来自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世纪末的焦虑则来自人性的缺失危机.这种非写实叙事既开启了20世纪小说的功利性叙事,也开启了世纪末多元化叙事,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重深远的影响.     

西域苏非派早期发展(10-13世纪)

喀喇汗朝、西辽与蒙古西征至察合台汗国初期是西域苏非派从初传向兴盛的过渡时期,本文论述了早期苏非派在西域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述了其特点。     

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10-15世纪)

本文分三个部分陈述了公元10-15世纪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情况第一部分所述是10-14世纪,伊斯兰教在该地区流传时停时续,传播速度极其缓慢;第二部分由14-15世纪,伊斯兰教与佛教由相互并存到逐渐取而代之;第三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占居统治地位后继续向东的扩展.文中还分析了10-15世纪吐鲁番伊斯兰教传播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农民五次大解放及其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处理好农民问题有利于处理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问题,解放农民即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土改,到80年代的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再到90年代的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以及21世纪初农村城乡协调发展改革等举措,使得农民获得五次大的解放.本文就我国农民的五次大解放进行总结与回顾,并分析了每一次农村大变革的基本特点,这对完善农村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元5世纪至7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农业生产探析

公元5世纪至7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百姓个人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变化，原来普遍存在的占田颇具规模的现象逐渐消失，百姓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大为缩小。当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粟的种植最为普遍，其次是糜和大麦，属于典型的旱作农业类型。桑树、葡萄、枣、棉花等非粮农作物生产在农业生产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或以桑的种植更为广泛。本文还从施肥、水利灌溉、农时观念等方面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补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