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政治的精致构想——《管子》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新探

王道政治是先秦时期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儒家之外,《管子》也有非常精致的构想.《管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构想主要反映在其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方面.《管子》继承了早期的天道观,把天道与民意联系起来,并由尊天道走向了贵民意,确立了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管子》提出了治国“十一经”,试图从政治权力层面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经济民生层面的富民之举、法律和政令层面的安民之举以及民意层面的重民、贵民思想等四个方面,来建立清明的社会政治.《管子》还表现出对德治的倚重,提出建立完善的伦理道德.     

管子思想与现代企业道德

《管子》中包涵有管理、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并且见解独到。将管子的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在企业自身的道德建设方面，管子的思想独辟蹊径，为此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孔子以道德情感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以人性本善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荀子则以人性本恶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之基础,他们的不同主张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基础方面的讨论定下了基调。《中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提出"知行相顾"作为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这无疑是对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问题的突破。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分配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其相应的分配伦理思想是“均地分力”、“德当其位”和“藏富于民”。《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有纵、横两个向度,前者以“制礼明分”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调节宗法等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等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后者以“富而能夺,贫而能与”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解决相同阶级和等级中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论《管子》思想在当代人本管理中的继承与体现

《管子》内容博大精深,后人视其中的思想为秘笈。管子学派所主张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管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佐证了其在实现齐国、富强的政治目标中的作用。挖掘《管子》中的人本思想,追溯其修政惠民、关注民生、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国家的振兴与富强等方面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管子》“一体之治”论

《管子》“一体之治”论王京龙“一体之治”，是《管子》书中治国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归结。这样说的根据大致上有以下几点：《管子》一书以霸诸侯、匡天下为政治目的，这一政治目的基本要求在于匡正诸侯竞强，弱肉强食的社会政治秩序。用此，这需要一个宏观统一的治国思想观...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既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来论述,又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主要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谭嗣同伦理思想及其启蒙意义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体系中,谭嗣同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而又十分重要,本文就此谈点看法.一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仁学》之中.其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试论《管子》的收入分配思想

《管子》一书有着丰富的收入分配思想。《管子》主张既富国又富民,“富上足下”是其收入分配思想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既定的收入分配目标,《管子》认为必须坚持“贫富有度”原则,从而形成其分配思想的核心。为了做到“贫富有度”,《管子》主张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农业政策、礼仪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略论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以"知行相顾"为基础,以"中正"原则、"中则"标准和"中行"诉求为内容,其突出特点就表现在其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调适上。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