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的重量

<正>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     

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

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略谈陈寅恪的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同阶段,其交友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聚谈、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是他一生的主要交友方式.陈寅恪与吴宓是结交最早、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的朋友;王国维是陈寅恪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知的挚友;冼玉清是陈寅恪的异性知音;陈垣是陈寅恪在学术上比较推重的朋友;傅斯年是陈寅恪与官员交情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上的朋友.陈寅恪的朋友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他的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从无文人相轻或相互吹捧之意;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自由争论,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个人感情;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     

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纲常名教与柏拉图主义——对陈寅恪、贺麟的“纲常理念说”的初步检讨

本文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和贺麟对儒家纲纪学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首先,本文对余英时关于陈寅恪与儒家伦理之间关系的解读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他没有正确理解陈寅恪借助柏拉图主义所表明的在儒家纲纪学说上的立场;其次,本文分析了陈寅恪和贺麟的“纲常理念说”,判别了二者的异同,并进一步梳理了贺麟对儒家“三纲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的思路,指出其阐释的得失。     

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

虽然陈寅恪本人无意建构其文艺美学观,但他长期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的混合形态,在其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时有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深刻领悟和独到见解。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整体上有这几个主要方面:内涵丰富的"自由之思想"说与创作的"天才"论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真性情"与"意境"论是对文艺文本审美特性的把握;而"了解之同情"更是其文艺美学之接受主体最应该关注的特点。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若干观点既有对传统文艺美学的借鉴又浸透着其浓厚的历史底蕴。     

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落花之咏”

陈宝琛、陈曾寿等作《落花》诗表达对清朝的怀恋和对逊帝溥仪的忠贞之心。这些诗作客观上有着悲惜文化衰残的意味。吴宓的《落花诗》在感叹文化飘零的同时,也突出了其固守道义的责任感。陈寅恪的咏花之作则是通过现实事件寄寓文化之思的,其中还浸透着他维护文化尊严、弘扬文化精神的"惜花"、"护花"之情。陈寅恪、吴宓二先生的咏花之诗堪称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悲歌挽词。     

叔公陈寅恪:笃定务实,安心治学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被学术界誉为"学贯中西新旧",精通多种语言,在历史、文学、语言方面著述甚多.陈寅恪的侄孙陈贻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和叔公相处的时间很短,那时叔公的双眼已经失明了.但是在我心里,他却是独立与自由最好的践行者.他能在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化中独善其身,安心治学."     

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析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因素及价值

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     

陈寅恪佚文两则订正拾遗

程二奇的《陈寅恪佚文偶拾》一文,披露了陈寅恪先生为学生程曦所撰之学位论文《恽南田研究》所作的评语,其释读有误。评语“亦当审慎”应该是“亦尚审慎”;陈寅恪的签名不是亲笔,而是助教王永兴代签的;程曦完成论文并定稿誊正的时间和陈寅恪评语之落款时间虽用民国年号,但是公历,不能换算成农历。1992年9月号《中山大学史学集刊 》（第一辑）披露了中大图书馆刘少雄先生发现的陈寅恪给学生李炎全的学士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所作的评语。李炎全是美籍华人,在海外以“汤翼海”之名为人所知。他的学士论文后来修订为《李义山〈无题〉诗十五首考释》和《平质苏雪林〈玉溪诗谜〉》发表于海外杂志上,署名即为汤翼海,后都被收入台湾中山大学中文学会主编的《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他还著有传记体小说《康乐园》,忆述其在岭南大学求学之经过及跟陈寅恪先生求学作论文事甚详。此书中还有两条信息,对研讨岭大史颇有参考价值。一是岭大被收归共产党领导之前夜,中文系曾有过一次 “倒容风波”,《容庚传》中并无记载。二是身为该系学生组织国文学会主席的李炎全发起创办了一份学术刊物《南国》。陈寅恪的《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就正式发表在《南国》第二期上。共襄盛举的还有容庚、冼玉清、程曦等。     

略论陈寅恪的理性爱国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的爱国之情,主要包括他的“归正首丘”之义,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关注,对民族气节的尊崇,以及忧国优民的忧患意识。陈寅恪的强烈爱国情感的形成,既有他的家庭亲属的影响,又有中国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陈寅恪因其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显赫的官宦家庭出身及丰富的留学经历,使他看问题更具睿智和洞察力,因此他的爱国之情更具理性。陈寅恪没去台湾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对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有较好印象,更有感情,而对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极其反感甚至可以说已经彻底失望,所以他留在了大陆。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用以阐释西魏、北周、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学说,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对此学说,陈寅恪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作品有所体现,给后人的感觉上是有道理的,但总觉得有些模糊,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解读.     

后生霑被定谁贤——论陈寅恪对严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严复思想直接并深刻影响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严复和陈寅恪共同推崇和努力践履的现代理念与人格操守.他们是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共同陶冶造就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旧学”淹贯,却不弃“新知”.严复认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应“斟酌新旧间”;陈寅恪认为“旧”与“新”、“中”与“西”虽“相反”而适“相成”.在他们看来,“相反”的中西文明能够互相成全.如果说严复和他的同道们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学人,陈寅恪则以他一生的实践,继承并超越了严复,将自己成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人.     

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曾困居香港。当时陈寅恪在大后方的许多亲友、同事、学生对他身处险境都很关心和焦虑,其中俞大维、傅斯年、杭立武、朱家骅等都在积极设法营救其脱险。尤其是朱家骅在营救陈寅恪脱险中起了关键作用,但一直鲜为人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组函电与此事相关,现依序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关心这类研究的学者。     

从陈寅恪研究到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研究——25年来"陈学"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兴起了陈寅恪研究,但影响未能超出学界太远。90年代,出现了持续甚久的“陈寅恪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人格、思想不仅为学术界?文化界大多数人所认可?赞颂,而且由书斋走向大众,陈氏家族研究也开始受到“陈学”界广泛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陈寅恪热”有所降温,学界开始理智冷静地研究陈寅恪,并加强了陈氏家族研究的分量,出现了陈寅恪研究与陈氏家族研究并重的局面。20多年来“陈学”研究表明,“陈学”有着多方面的课题价值,值得学界以“预流”的眼光介入。     

文化神州系一身─—近代学术大师陈寅恪

那还是1973年6月的一天，当年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吴宓先生，此时身负罪名正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梦到了老友陈寅恪。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写出一信给广州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探问“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近况，结果是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他不知道陈寅恪在浩劫中历尽摧残洎尽而逝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这生死不渝的情谊，竟形诸梦寐。老友在梦中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支雁”，吴宓百思不解其义，从梦中惊起。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之际，在美国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     

陈寅恪的“骇人听闻”

陈寅恪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粱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

王瑶在20世纪80年代对清华文科学风的表彰,引出了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学派的内在学理与涵盖范围,却众说纷纭。将这一议题置于王瑶自身的学术渊源及其论说语境中来讨论,不难发现,他所阐述的"清华学风",其学理基础建立在冯友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对二三十年代实证史学之方法与前提的修正与反思之上;而王瑶自己撰于1942—1948年的《中古文学史论》,则与同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共同构成了这一学风的产物:它们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同时又对历史中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的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从而突破了"五四"以来"重估价值"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型,在学术史上代表了后"五四"时代一种对传统和历史更为开放的文史研究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