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与审慎监管——基于金融危机视角的反思

与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市场重要性以及全球相关度,以至于破产或出现问题时会对全球或本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紊乱和经济后果的金融机构,其基本特征包括:巨大的负外部性、普遍的道德风险、竞争不公平性、成本收益不对称性、评估结果动态变化性、评估标准不绝对性等。因此,必须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审慎监管,在微观上防范单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宏观上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形成与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中,监管当局对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选择:不救助,其倒闭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危机蔓延和深化;救助,可能强化其大而不倒的预期,引发道德风险。在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深刻反思中,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监管当局意识到,救助是应急之举,强化监管才是根本之计,因此纷纷制定出台措施以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这些改革措施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高管薪酬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制定的薪酬扣回制度缺乏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考虑,没有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考虑和评估,因而导致薪酬扣回制度实际上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该制度仅仅是考虑了经济稳定时期抑制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经营活动的目的,而没有仔细研究其在金融动荡时期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同时,该制度急于迎合大众口味,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因而在制度设计上走向极端,迫使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因而产生破坏市场竞争的效果,推动金融市场中的集中度,加剧“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并忽视了薪酬监管的顺周期性风险,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论中国金融业市场退出制度的建立

一、引论 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一般由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监管、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监管等三部分组成,涵盖金融运行的全过程,组成环环相扣的“监管链”,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而在我国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基于经济转轨对金融支持的内在需求,金融体系的发展呈一种单纯以结构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市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重整救助方式比较研究

纵观国际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虽然起因和表现形式各异,规模和影响范围不同,但都关系到一国的经济运行、市场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的运行。因此,研究比较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对应对金融危机、促进金融改革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刍议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到目前为止,外资金融机构已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要看到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正面效应,而且还应当注意到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某些负面影响,以保证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避免金融动荡     

“大而不存”是否“大而不倒”的有效解决办法?

“大而不倒”的理念从1984年美国政府救助大陆银行开始正式确立到2007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两难选择.在救与不救之间,政府扮演着被绑架的“倒逼”角色,不仅丧失了公信力,也滋生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和后续的金融恶果.因此有效解决“大而不倒”,势在必行.如何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险防范和监管,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金融改革目标.在改革过程中,“大而不存”成为一种学术主流.本文从回顾“大而不倒”的发展历史开始,分析了其弊端以及“大而不存”的争议,指出真正有效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应从金融机构本身着手,加强其对抗风险的能力并采取有效的金融监管措施.     

影子银行发展运作机制、潜在风险及监管改革——基于中美对比视角

中美两国影子银行发展存在阶段差异,依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对中美影子银行发展的演进逻辑、运作机制、风险形成与溢出机制进行系统比较,在借鉴与反思的基础上,系统总结美国影子银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中国影子银行发展,宏观层面应该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鼓励影子银行健康发展;完善监管制度框架,建立全面、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规范资产管理产品框架,强化影子银行产品穿透式监管;平稳促进去杠杆,加快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微观层面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建立完整的信息收集处理系统;强化资本约束,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和管理能力;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机制。     

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制度初论

政府对于问题金融机构必须尽早实施有效的干预。自1991年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以规则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制度。该制度由启动点、矫正措施以及二者之间的严格对应构成,它以既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监管当局基于个案的自由裁量权,虽有一定的机会成本,却能够遏制监管当局的监管宽容倾向,确保金融机构的问题得到早期处置。我国应当考虑引入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制度。     

加强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面国际化正在加速发展,金融业务不断增加,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已成为金融市场的主旋律.金融机构在办理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些风险.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少数金融机构由于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而倒闭,这样极易引起连锁性反应而酿成危机.1995年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因投机失败引发的金融动荡,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金融机构,假若一旦出现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就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尽量减少因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而且金融机构要随时保持和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具有良好的反应能力和足够的应急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中央银行稳定金融局势的作用,避免带来不必要的负效益.而加强和规范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督管理,预防和限制金融市场的波动,有效地防止和避免经济波动,缩小金融危机的波及面则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以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美国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向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虽然目前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冲击不太大,但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中国应当努力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间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向金融领域和其他行业蔓延.因此.我们在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灵活而充分地运用利率、中央存款储备金率、汇率等货币工具,使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扩大内需,妥善地处理好就业问题,真正稳定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由探索阶段转向升华阶段.这是虚拟经济的新起点,中国应当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虚拟经济,但必须注重规范,加强监管.     

历次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对于金融危机,政府究竟该不该干预救助?采取的调控对策、路径、程度如何?以及政府应该事前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通过对历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发现,高杠杆率、分配不公、过分强调分配公平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各国面对金融危机,在应对手段的选择上大都采取即期救市、短期货币刺激、中期增加供给以及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进行。在金融监管方式上,最突出的改变就是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

政府债券是今后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形式。其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同时,也使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更加顺畅,并因"金融加速器"效应危及系统性金融安全及反向放大财政风险。尽管其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在于中国未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因此,必须从财政与金融两个维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防火墙"。治本之策是推进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以"公共性"为导向确立政府事权范围,平衡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及支出责任。治标之策是切断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的传导机制,禁止地方政府干涉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强化央行独立性防止债券货币化引发通货膨胀。     

互助会引论

本文梳理了互助会的相关研究文献,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与正式的金融机构相比,互助会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私人信息,所以被正式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可以通过互助会进行融资,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可以通过正式金融体系融资的经济个体来说,由于标会可以揭露互助会参与者的流动性冲击的信息,所以互助会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承诺、违约和可持续性是妨碍互助会正常进行的一脉相承的三个问题.     

大数据时代金融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与金融数据的资源配置

大数据时代金融机构对客户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包括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两个方面，其实现有赖于金融数据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客户之间的资源配置。在对个体客户金融信息坚持 “告知与许可”使用原则的同时，对海量客户的金融数据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在充分保障客户信息权利的基础上承认金融机构的数据挖掘权，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数据使用“授权制”下巨大的交易成本和监管费用，激发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进行金融创新，从而实现与金融安全的良性互动。     

危机后央行流动性救助的最新实践与国际比较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创新了流动性救助措施,以缓解危机给金融体系造成的流动性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日本、欧元区、英国和我国央行的流动性救助的政策措施与最新动态进行总结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央行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完善提供借鉴。     

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经济结构和金融秩序的失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重建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救市不是如何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而是如何拯救全球金融经济之命运。在世界经济低潮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具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金融智慧,以期在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赢得主动。     

国外金融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监管对稳定金融体系运行、保护消费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国外金融监管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对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切勿脱离监管职能的专业化提升进行的机构专业化,避免学习西方模式时得其形而忘其神,结果导致金融监管效能的低水平重复。     

我国亟须建立金融协同监管模式

正刘超、陈彦撰文指出,协同是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最佳路径。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加强金融监管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管理当局的重心。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方式已经形成,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需要建立适应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金融监督协调组织体系。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是有成本的,为了追求既定监管收益下的监管成本最小化,监管机构必然寻求最能节约监管成本的监管方式。金融监管系统作为金融系统的子系     

论市场活动中可予激励性监管的范围

激励性监管应当置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和讨论，其实际是指适度放松对市场主体的限制与约束，减少或放弃使用强制性管理措施。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激励性监管实践，但集中到激励性监管的范围上仍存在较大问题，表现为范围总体狭窄和范围体系混乱。对此，可以在“框定领域面向——把握对象特征——设列具体事项”的逻辑指引下，寻求对激励性监管范围的准确把握。也即，激励性监管在经济性监管领域与社会性监管领域具有不同适用空间，在重点监管领域需谨慎实施，在“新”监管领域可积极推行；对于具有守信或失信，善意或恶意不同特征的监管对象，激励性监管应区分对待；而细化到哪些具体事项可以纳入激励性监管的范畴，需要完成设列方法上的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判定标准上的从零散差异到相对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