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1908-1937年的上海

1908年3月5日,随着公共租界的1路有轨电车开始在静安寺与外滩上海总会间正式运营,标志着与近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在上海诞生.以轿子、黄包车、马车等为代表的传统的个体交通工具开始逐渐为电车、公共汽车等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代替.公共交通方式的这种转变,不仅是单纯生产力意义上的变革,更对市民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

开埠以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上海城市节奏不但明显加快,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定空间和时间规律。正是基于这种日常活动节奏的变化,城市公共交通结构也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逐渐向现代机动公共交通方式转变。但由于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社会流动与澳门对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辐射作用

澳门的开埠极大地改变了邻近地区华人社会流动的模式。尤其在19世纪,澳门邻近以香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出身寒微的华人,在当时澳门已经建立起来的交通系统和西方教育体制的基础上,达致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流动。通过走向域外,接受新的观念,输入新的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变革,特别是在此影响下的进步政治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澳门在思想文化领域引领近代中国的显著的辐射作用。     

参与经济发展与农村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

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 ,对她们的家庭、婚姻、生育、消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流动的妇女 ,由于环境的改变 ,收入的增加 ,生活方式的变化更为明显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与“公益”的困惑：自来水与近代北京城市卫生近代化

作为城市近代化的主要标志,近代北京自来水公司从创立开始就面临着“商办企业”与“公益事业”双重身份的困惑。自身定位模糊使自来水在日后发展过程中既要承担沉重的社会公益责任,又要独自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始终未能有效化解“利益”与“公益”的矛盾,最终未能获得长足发展,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双重身份导致的发展困境,是北京城市近代转型过程中公用事业面临的共同瓶颈。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生活方式视角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成都证据

城市化不等同于城镇数目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也不意味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以2010年对四川省成都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为例,分析农民工生活方式的状况,指出劳动就业方式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实现农民工生活方式城市化,应扫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极构建和谐的社区环境。     

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

唯物史观派史学发端于五四,形成于社会史论战中,到抗战期间进至高潮阶段,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前相比,抗战期间唯物史观派的历史观念有了许多重要变动,长期支配后来中国史坛的理论范式、基本假定、核心观念即形成于此一时期,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而五四时期主要由李大钊发端的唯物史观反被遮蔽。     

论抗战前的“移民开发西北”思潮

抗战前 ,由于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和边疆形势的日益恶化等原因 ,“移民开发西北”思潮风行起来 ,上至政府要人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就移民开发西北问题发表意见。“移民开发西北”思潮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当时面临的种种危机 ,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 ,抗战前的“移民开发西北”思潮并未取得多大实效 ,不过这一思潮的产生为当今的西部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是一种场域与规则的统一体,也是实现公共空间这一功能的最小单位。除具有公共空间的一般特性外,还兼具结构松散与潜规则并行、市民和新市民社会整合的初级单位、文化内涵的符号统一等特点。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公共意识不够、空间建设特色不明显等诸多问题。需要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成为人性化场所,把它当成一种可回收的资源．一种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     

试论我国公共交通的现状及发展策略

公共交通是效率最高的交通方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途径.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必须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运营和管理等方面探索未来我国公共交通发展的策略.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的责任人对受害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即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造成了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故责任人对受害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其构成要素为车的要素、人的要素、道路与交通的要素和事故与责任的要素。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优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政府要加强各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做好公共服务,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远远跟不上群众需求,在与群众需求产生偏差的背景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资源动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应该在源供给主体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政府职能缺位和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社区精英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通过策略性实践,成功从政府、社区物业和医疗部门获得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日常实践的框架化、象征性话语和符号实践以及互惠性交换的资源动员技术,并依循了特定的资源动员知识、资源动员技术和动员知识的选择性运用,高度依赖于动员者的特定身份和人生经历,三者共同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     

论我国政府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城市循环经济多元主体管理框架中,城市政府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府的行为决定并影响着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构筑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从而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修正,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对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创新,形成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协调为本质特征、以目标可持续性为基本要求的新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