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的“科学”:西方无痛分娩法与民国时期的产痛表述

作为一种经验的产痛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被重新建构与再现的情况颇值得关注。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进入,有关中国女性的生育知识逐步被医学化,产痛于是成为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医学对象。在西方麻醉无痛分娩法倡导者看来,女性忍受产痛是“非科学”和“受到压迫”的标志,而无痛分娩法则呈现了“科学”与“女性解放”的意义。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自然无痛分娩法被引入到中国后,产痛又被描述成一种因文化而形成的“偏见”,分娩变成了自然的生理活动,产痛被建构为母亲的荣光,而对产痛的医疗干预则变成了“坏科学”。类似这样的认识,非但没有打破传统中国父权社会确立下来的男女关系的二元对立格局,反而愈加强化了既有的男女权力关系格局和女性在民族国家中的从属地位。     

是否违反“知情同意”法则是医学判断吗？

在传统的医疗过失侵权诉讼中．为了体现行外人士对医疗这一专家型行业的尊重,医学判断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知情同意诉讼,虽被归入医疗过失侵权诉讼,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医疗领域——诊断治疗——的情景。知情同意的独特性改变了医学判断在诉讼中的格局。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意味着法律的关注点已从“专家”整体转移到“患者”：对“医学判断”所管辖领域的精细分割也说明,医学判断只应在证明医疗信息的感知和启用“医疗特权”上有应用价值．医疗信息的实质性判断已让位于一般人知识,而且对“医疗特权”的严格控制会缩减医学判断的适用空间。     

医咒合一：试论唐代佛教医学中的密教化现象

随着唐代密教发展盛行，大量与密教相关的佛教医籍相继译出，唐代佛教医学的密教化现象愈发明显。通过梳理可知，唐代密教较为广泛地参与皇室与民间的医疗实践，而敦煌石窟中亦保存有不少运用密教咒术疗疾的唐代壁画。可见运用密教咒术解决各种医学问题是唐代佛教医学中密教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因此，就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对了解唐代佛教医学及密教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医学的文化视角: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理念

医学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不同文化的健康保健、疾病治疗模式进行研究,其理论视角可分为生物文化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有关疾病的理论和实践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范畴,医学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对盛行于当今全世界的西方生化医疗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问题臆说

在“真”与“善”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将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作为文艺创作的第一原则。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被凸显出来，倾向性（即“善”）反而被提升到首要地位。这一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民族文化根源，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本身进行重新阐释。事实是，在“真”、“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所坚持的是“寓善于真”的思想     

从总体性到总体化——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探析

“总体性”概念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文本中的关键词。卢卡奇首次针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提出，并以此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卢卡奇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和研究视域，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转向的先河。二战后，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提出了“总体化”概念。他基于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哲学诠释促使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总体性到总体化概念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一理论发展的走向上，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逻辑宿命。     

书面言语化对二语学习的影晌

Swain（2006）[1]基于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了“言语化”这个概念，自此，言语化在二语习得领域被广泛探索。本文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考察了书面言语化对二语学习的影响，探讨了二语习得领域关于言语化与二语学习的研究，分析得出书面言语化促进二语学习，最后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及研究的教学启示。     

中国的“再疆域化”——十九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

［摘要］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清帝国逐步衰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在随之而来的“再疆域化”过程中,从《圣经》到科学,到法政,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翻译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生活方式医学:起源与进展

生活方式医学是对当代医学主要依赖医药卫生技术开展治疗的方法论层面的革新,兼备提高慢性病防治效果和降低医疗费用的双重优势,在西方国家已经作为一门新兴医学学科蓬勃发展。文章首先对生活方式医学的起源进行探讨,并对比其与传统医学方式的异同,在对其学科内涵、临床应用及社会传播进展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应重视生活方式医学相关的政策研究,并在临床应用及其规范化、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及产业化方面, 构建适于本土健康需求的生活方式医学体系。     

双向建构:专业社会工作“进村”实践的在地化——基于重庆市“三区”计划项目的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扶贫与乡村治理获得了一定的关注。本文立足于重庆市“三区”人才支持计划X、K两个项目点，从微观层面出发，以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基层干部的互动为切入点，关注“实践智慧”对进村和在地化过程中的实践形态进行研究，以此来回应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地化）问题。研究发现，本土与专业之间双向建构的形态表现为：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本土，被建构成蕴含本土意味的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部分专业理念、技术和方法的渗透，同时嵌入到行政体系中，产生对本土的形塑和建构。实践经验表明，双向建构是社会工作实现本土扎根与专业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拟象化”理论

马克思创立科学历史观、超越人本主义哲学视野之后 ,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其早期异化理论的物象化理论。“物象化”并不是近代以来唯心主义哲学所理解的那种意识的外化、物化 ,那种主客观转化意义上的“物化”或者“异化” ;“物象化”并不是主体性的东西直接变成了物的存在 ,而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恰好像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一样 ,被误看成是具有物体形象性质的东西 ,实质上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当代西方许多思想家都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这一思想 ,或者从自己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物象化特征作出了反思与批判     

论《黄帝内经》的医学观念——兼评中西医的医学观念

医学观念的核心是对医学目的和任务的理解 ,它对临床医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内经》针对医学观念的论述 ,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全面完整性 ,比生物 心理 社会模式更丰富深刻 ;其二是强调人体生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主体 ,医疗措施必须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不能违背。还相应地讨论了对“治未病”的理解及养生学与预防医学的关系     

替代医学——健康医疗的新理念

基于破坏病因和切除病变组织的基本思路,现代医学对许多疑难病症仍无解决办法;而西药的毒副作用已经造成人类身体内环境的严重污染;现代先进医疗仪器和器具、药品、手术费价格昂贵,医疗费成了国家、社会保险业及个人的沉重负担。由于精神免疫学的进步,使人们对于注重精神与身体统一调节的整体医学有了新的认识,发掘西医以外的不同文明和地域的特色传统医疗,强调调动人类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是人类健康的基本保证。在此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替代医疗和补充医疗的概念,在这个新兴医疗体系中对东方传统中医针灸按摩气功有崇高评价,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和科学评估。呼吁充分重视祖国传统医学的宝贵遗产,是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途径之一。     

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医疗体系——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案例

西方现代科学医学观树立后,对于非西方的医学都定义为民俗医疗或传统医疗,在西方与非西方体系下,存在着多元医疗体系.本文试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以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三元医疗体系为例.探讨民俗医疗体系在藏族医疗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传统对现实的意义.     

论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建

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与社会、文化无关的纯自然科学,医学与社会、文化相关。医学发展到今天,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交融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关注,但现在还只局限于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作者从医学发展的新的实际出发,在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必要性作进一步阐述的基础上,结合南京医科大学的实际提出对两者的融通和共建。     

《番石榴园的喧闹》中替代医学对西方医学的反写和本土医学的建构

《番石榴园的喧闹》是印度作家基兰·德赛的第一部小说。作品通过塑造桑帕斯及印度偏远小镇的愚昧居民形象,揭露了英属印度殖民地人民在建国后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文章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论角度挖掘出小说中西方医学和本土医学之间的权力关系,展现西方殖民在医学和社会上对印度造成的恶性影响,以及印度底层民众对传统医学的坚持和实践,从而解构西方医学话语,建构印度本土传统医学话语,即自然、神性、平衡、阿育吠陀、巴巴等。     

医学人文：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尽管医学与人文学科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但两者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近几年来，崛起于西方学界的医学人文就是这样一个跨越学科界限，同时又相互渗透交融的交叉学科领域。医学人文，顾名思义既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更是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医学现象和人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医学人文覆盖了历史、哲学、生物伦理学以及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社会和行为科学。作为人文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目的并非是去发现新的医疗手段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发展，而是要通过文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来总结人类发展演化的规律，从而使得冰冷的医学治疗带有情感的温度和人文的关怀。医学与人文的联姻还体现在一些作家的创作生涯及其对作品人物的描写。在当下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呼唤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可以起到治愈病人的辅助作用。     

医学人类学与信任研究

当代社会医学人类学不仅关注多元医疗体系在地方上的共存关系,而且将疾病拓展到关于危机的讨论。本文基于非洲几个社区在面对危机时所呈现出的不同策略及不同境遇,分析了信任对话的重要性,及其转变为疏离对话的动因与影响,由此强调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到治疗资源的三角结构在地方的展开,即生物医学医生与医院、地方邻近的占卜师与草药医生,以及更大区域的治疗者三者之间在地方的不同运作机制与相互影响。     

西方企业化政府与我国行政改革

西方“企业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共服务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一种行政体制的创新,有待形成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文章分析了西方企业化政府的主要特点和现存问题,提出了构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廉价政府的命题。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拉罗斯》中结核病和东西医学文化之争

《拉罗斯》是路易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品通过家族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的事实,揭示了印第安民族被殖民的历史。文章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同时,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所体现的人与人相互联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质疑了殖民医学的进步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并表明了东方医学整体观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