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记忆场所视角下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 ——基于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的个案分析

受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地方居民对于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现象,文化认同危机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记忆场所理论视角,结合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保徽”传承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建徽”创造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改徽”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研究认为通过对地方文化记忆场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能够有效地唤起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记忆,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从而长效地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借助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体宣传等方式,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并延续.深入分析各类承载黄道婆集体记忆的文本可见,自元代以降,黄道婆的社会身份呈现显著的历史时段特征,其身份的集体记忆建构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记忆又以层累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上一时期的集体记忆往往参与到下一时段的社会建构.黄道婆的人物经历、生活际遇在史载中的不确定为其身份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之选择与建构,指出该族群在面对社会变迁之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即失落或弱化其“表征社会记忆”,秉持和传承其“本质社会记忆”,从而既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变迁与转型,处理好与他族在互动交往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牢固地维系本族群的认同,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伍慧明小说《骨》中美籍华裔的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建构

寻求认同是美籍华裔作家伍慧明小说《骨》中人物的共同特征.深植于心的民族记忆与远离他乡的生活境地,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不经意间流露出矛盾的思想情绪.这种有关于民族的深刻记忆以及对于认同的不懈追求,是伍慧明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环境中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动力.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今天,重构美籍华裔集体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     

呈现历史：新疆兵团博物馆藏品的叙事机制与阐发路径

作为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意义场域”和展呈空间,新疆兵团博物馆尝试探询一种兼顾“藏品”与“参观者”的叙事阐发路径：一是激活博物馆蕴含的丰富情感密码,以情感的动力机制为牵引,帮助参观者融入博物馆构建的“记忆之场”,充分发掘藏品的历史内涵与当下意义;二是通过形塑多维度的博物馆藏品“副文本”叙事符码,激发参观者的融入意识与情感认同,提升藏品文化再现的实际效果;三是尝试将个体叙事与公共叙事、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相结合,构建参观者与藏品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兵团博物馆的参观者以藏品为物质媒介,阐释读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并且结合当下社会文化情景,传承弘扬屯垦戍边精神,使之成为构建新形势下兵团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视角

推进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进行建构。目前,香港、澳门在国家认同方面主要存在“香港人、澳门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对立、政治法律认同水平较低和地方意识过强等问题。对此,应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在香港、澳门地区加强国民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端正、提升港澳居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港澳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

随迁老人的产生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其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事关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社会记忆功能与社区融入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根据对南京市三个社区的随迁老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多次深度访谈,着重分析随迁老人所保留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对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所存在的诸多障碍。社会记忆的可建构特征为其整合功能、认识功能、规范功能、传承功能以及批判功能的发挥,并推动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理论支撑;社区融入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划分为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及其文化影响

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一直是人类缅怀历史、共享记忆、传承文化和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引发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的网络化延展,主要体现为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转型与演变。网络纪念空间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也可能消解纪念空间固有的仪式感和文化意涵。理性评估技术的利与弊,规避网络纪念空间的消极文化影响,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它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征,其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是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社会,文化记忆对维护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以及建立意义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并使其具有了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特征,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作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昆明市的调查为例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是由包括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教师、同龄群体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流动少年儿童形成了“外地人”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的身份意识.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寻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