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结信”：重建医患信任的情感社会学路径

现代医患关系主要结成于陌生的医患之间。情感交流对这一情境下的医患信任的作用,已因医学知识的生物学化和医疗活动的职业化进程而隐退,使得现代医患信任主要体现为患者对医疗制度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客观资质与医疗能力的认知信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信任。这在事实上蚕食了医患信任的社会根基。重视“缘情结信”的信任模式,使医方情感支持在医学教育和医学执业的层面得到制度性的认可,使医患信任重新得到情感信任的浸润与维系,是重建当下脆弱的医患信任的必经之路。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信任中的伪善及消解

伪善是表面上善而实际上恶的行为样态,其典型特征是主体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善心的分离,以虚假的善行来获得实际的利益。信任必然产生于两个相互交往的主体中,从理性的角度而言,需要考察人的道德品质、实践能力和社会环境,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但由于信任始终是主观性的,而信任关系中的要素则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信任存在一定的风险。在现代理性社会的复杂交往关系中,信任中的伪善就体现为,信任的前提需要外在的条件,信任的过程是主观的善和实践的恶并存,信任的结果则亦善亦恶。伪善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正确地理解信任的本意,在理性的判断下,发挥情感的作用,运用社会规范来共同创建真正的信任关系。     

人际信任发生机制探索——相识关系的引入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发生蜕变,然而人际纽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本土信任发生基础.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性交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1647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介于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正在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以情感和理性为中介变量,则可将相识关系与家人、熟人、生人三种传统的人际关系纳入人际信任发生机制的理论模型.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组织中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及构建机制

员工和管理者间的信任关系既包含了理性交换的成分,也包括情感认同的成分,因而可以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种.论文通过对组织信任的认知和情感维度的对比分析,发现认知信任和合作绩效之间存在"∩"的曲线关系,而情感信任则一直对合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环境的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情感认同对于员工和组织间的关系将日益重要.人际网络对认知和情感信任具有重要的影响.陌生人网络更容易建立认知信任,而熟人网络更容易导致情感信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家长型、层级型向高参与型组织的变革建议.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和谐社会的信任文化因素研究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反之亦然。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下,社会信任具有超情感性、知识性、利益性、契约性与公共性等特征,并受到产权关系、信任文化、人生经历、理性选择、个人道德期许、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的影响。要建设和谐、信任的社会,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强化法治以保护产权,维护信任理性;其次,深化经济文化的濡化功能,培育社会信任文化;再次,创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区,塑造信任道德心理;最后,扩大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法律程序运作中法律情感的潜入、活化及适用

法律情感在正义指引和自我利益驱使的基础上产生,在法律内外运作中有自身的逻辑,并集中表现在法律程序化的立法、司法、执法各个环节.立法文本中法律情感往往是隐藏在深层结构中的潜入(以《婚姻法》为例)；而在司法场域中法律情感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活化(见杨斌拯救女囚的案例)；执法则由于面临广阔社会时空及复杂人性因素而需要适用符合人心的情感(以“禁放令”和“禁酒令”为例).法律文本诉诸情感的明说、法律适用情感“度”的把握、法律合情性原则的建立,是构建合理合法的法律所必须的.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及变革——以江西唱凯大堤“六·二一决口”连线采访事件为例

官民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我们的官民话语体系在信任个体的数量、信任个体的质量、信任氛围的形成三方面建立起了高度的官民话语信任进而官民信任，但一些普通的“话语事故”又常常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话语事故”被泛化为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现象做出了有较高解释力的另种诠释。我们无需厌弃已有的官民话语体系，需要的只是改进其表达方式，而布迪厄的场域一惯习理论则为探讨这一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刑事司法人工智能信任及其构建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工智能会面临不被信任的现实困境。目前，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违背“同案同判”原则的“算法歧视”。然而，“歧视”并非人工智能所特有，它往往从过往决策者(法官)裁判中继承而来。在完成诸多特定任务时，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法官表现更优，在决策的准确性、检偏去偏以及不同目标权衡上具有巨大潜力。面对刑事司法中人工智能不被信任的困境时，我们更应关注感知层面的公正匮乏问题。究其根源，导致人们对司法人工智能不信任的因素主要有：司法大数据导致的“不公”易于识别、人工智能缺乏权威合法性和程序中缺乏感知正义。因此，为提升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应坚持具有权威合法性的法官的决策主体地位，同时采用人工智能增强法官能力，提高司法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电子商务环境下信任机制的建立方法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信任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通过对电子商务信任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信任评估体系不合理、交易过程监管机制不完善和相关法律不健全是引起电子商务信任问题的主要原因。合理的应对方法是：应该在信任评估体系引入能真实反映诚信状态的新模型;健全政府和金融管理机构参与的多方监管机制,促进诚信制度的形成;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保障电子商务诚信的发展。以解决我国当前电子商务环境下存在的信任问题。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法律信任在中国——以比较的视角

当下在培养人们的法律情感方面,国内学者一致呼吁建立人们的法律信仰,即对自然法、理想状态的法的认同和敬畏,但在中国目前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建立对实在法的法律信任才是适宜之举.文章通过中西方法律信任的比较,探究了西方法律被信任而中国法律不被信任的原因,旨在提出在中国要建立法律信任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第二轨道外交”如何促进国家间互信——基于三种不同信任观的分析

“第二轨道外交”是介于官方外交与民间交流之间的外交形式,对于国家间信任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理性选择,两国通过“信号机制”展开双向博弈,在相互妥协中达成共识,产生基于利益的彼此信任;在社会心理层面,“第二轨道外交”的双方代表通过交往、交流增进彼此感情,并带动两国领导人、决策者以及广大民众建立“情感链接”,推动信任的生成;在文化互动方面,“第二轨道外交”通过学术研讨和人文交流,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并推动“认知共同体”的构建,促进信任的生成。在当今“信任赤字”以及国家间矛盾频发的国际背景下,“第二轨道外交”有利于增进彼此互信,维护良好国际秩序,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司法过程中的舆论模式及其现代性特质

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事件中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表现为法律事件中的现代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即传统媒体、知识界、网络公众的三极模式。三个极点成鼎立之势,构成了信息不断地相互传递与反馈的理想模型;法律事件中的社会舆论具有现代性特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成为现代性载体,体现了社会舆论工具上的现代性。在功能方面,网络舆论已开始成为公众行使话语权的主要方式,为不同类型的主体提供了进行交错式交往的空间,鼓励公众对政治、经济、知识等各界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体现出“新启蒙运动”的某些征候。现代社会舆论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及表达方式,在司法领域的意义在于追求“正义”,即以理性的对话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