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其强调个人利益、个人道德自律的新型网络伦理文化与传统伦理文化相冲突。而传统伦理文化可节约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成本,增强经济交易所必须的信任感。只有把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网络经济的伦理内涵相结合,才能建构适应现代电子商务的新型商业伦理文化。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学理分析

传统政治文化的自身特点和消极因素,已严重制约了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为顺利实现这一社会发展重要目标,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实现转型的基本途径有:自上而下的政党文化的创造性更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扬弃西方政治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他山之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客观对待传统政治文化。     

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教育的整合实施思路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代境遇中,以道德和美德为基本内容的伦理教育,要卓有成效地展开,首先应该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的互动平台,遵循人生奠基、生态整体、广博博爱和全面慈善等基本原则,整合实施伦理教育,引导人学会成就自己、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善待自然、敬畏生命、担当责任,既践行道德生活,又追求美德作为.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的转变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体系中最深层的东西,它和政治现代化密切关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它反过来又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在正确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文化加以改造,按照一定的路径和原则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的一种分析路径——中国的现代性启蒙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照中国政治现代化目标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发展逻辑,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三大目标定位,即:从臣民政治文化走向公民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伦理型的主德、人治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三大实现路径,印:公民现代政治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先导;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民主制度建设和村民自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制度保证和实践尝试.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位

本文从多个层面对全球化进行了理论和现实剖析,力图说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为宣传,旨在摧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以及国家意识。中国必须弘扬自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做到经济自强、文化自强。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现代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因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文化有重要的启示 :现代企业必须培养其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意识和崇尚道德的价值追求 ,恪守诚实守信的经商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在两者的共时关系中,民间伦理虽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受正统教化伦理的影响与指导,但由于它拥有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并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因此不仅没有被正统教化伦理完全同化,反而以其自身强大的亲和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通过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异质言说,显示出边缘对主流的反向同化作用和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要想接近和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就绝不能忽视民间伦理的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传世经典的爬梳和整理,而且对来自民间的各种思想素材,尤需格外关注。     

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

家庭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力的支配架构。奥古斯丁把个体抽离出世俗共同体,还原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为基督教的社会模式奠定了基点。奥古斯丁否认世俗共同体具有任何终极和德性涵义,导致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以一种“去自然”的方式被解构。奥古斯丁进而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基于“平等和友爱”原则的“团契”（societas）;在这个抽象的精神性社会里,具有神圣意味的婚约（圣化的婚姻）以相同的原则构建起来,是体现人类社会性的最基础的组织单位,奥古斯丁由此构建起以“婚约”为基本单元的全新社会模式。该模式在中世纪晚期趋于瓦解,但其构建原则却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基于夫妻制度的核心家庭所继承。     

新世纪以来“国学热”背景下的国产电影

"国学热"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本文立足"国学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从人伦亲情电影与古装大片两个维度,分析了"国学热"中的国产电影创作,着重总结了其在艺术成就、市场成绩以及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对国产电影如何有效发挥文化、媒介属性,实现与国学热潮的积极互动提出了参考建议。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变迁及其冲突性特征

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经历了结构性的变迁,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发生了转变。这种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是伴随政治转型的发生而完成的。政治转型初期政党竞争的方式及其对社会的政治宣传,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之间的敌视心态与对抗方式传递给社会,使台湾社会出现"争议政治",凸显其冲突性政治文化的特征。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加剧最终势必摧毁台湾的政治发展,故政治文化的改造问题须提上议事日程。     

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辩证思考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内涵从最初的孝亲意识逐渐演化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乃至化为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塑造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移孝为忠、崇尚老年本位、维护封建统治等一些非理性、非人性的因素。当前,要构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孝道,就必须采用辩证的态度对孝文化进行分析,使孝道回归家庭伦理范围,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论语》之“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

孔子之＂德＂在其＂政＂面前,是方法而不是基础,＂德＂以＂政＂为取向和目标,＂为政以德＂不是政治伦理而是伦理政治。因此,对于《论语》中的政治与道德,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视角去观察政治,而要从政治的视角去观察道德才符合孔子的思想逻辑。具体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我们可以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基础,而不能由此推论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     

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主题、核心和突破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而其实质则是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人的文明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素养的提升,是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培育;二是加快"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政治价值认同.     

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王安忆小说伦理观解读

当下的文坛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学创作的底层意识十分稀薄,而王安忆作为当代著名海派女作家,却以其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显示出了当下文坛的重要伦理意义.在王安忆的底层形象书写中,底层突破了物质力量、社会偏见的束缚,通过个体劳动来积极建构的自我价值,充分展示出贫民尊严的力量.她的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对于底层人物关注不够的现状,大大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