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思无邪"文学观念辨析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 ,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 ,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 ,众说纷纭 ,有十余家之多。本文比照论述 ,参考出土文献 ,认为宋人邢持论平允 ,合乎孔子的语意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     

漫议孔子的诗教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思想倾向的总评价.《诗经》中的诗,内容相当广泛,有如《公刘》、《大明》一类赞颂明君贤臣创业维艰、德布四方的,有如《两无正》一类谴责国民之主,权奸佞臣虐民暴行的,有不少“劳者歌事,饥者歌具食”表现其怨愤情绪的.更有许多抒写婚姻恋爱.展示男女青年林林总总的愿望、追求的,还有歌颂爱国行为及展现劳动场景的,等等.总之,这部诗歌总集,极为深刻地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复杂的社会生活.尽管这部总集反映社会生活的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生活领域包罗万象,涉及到不同阶级、阶层人的思想感情,可谓头绪纷繁.难测高深,而孔子却以其深遂而敏锐的目光,发现了有一个闪光的东西贯穿其中,成为统摄总集的灵魂,使它不至散乱无章,而有一股吸引人的思想魅力.这个灵魂,就是“思无邪”.无邪者,正也.“思无邪”,就是贯穿在诗中的理想愿望,意志追求,道德情操,无论其理性评价或感情倾向都是端正的.“正”,虽只是简单的一个字,而其包含的意义却是十分丰富的.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以下引《论语》只注明章名)把“正”提到了关乎治国成功的根本和个人修身准则的高度,可见,“正”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     

孔子的功利诗学观及以情为教

孔子评论《诗》,着眼于《诗》的教育对培养仁义之人的功用。其中兴观群怨说受事父事君目的的统摄,道德与政治功用的意图十分明显,"思无邪"也体现孔子本人的学《诗》方法,即以"思无邪"为一观念要求,学《诗》中对具体内容的理解主观上都要符合这一观念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中庸思想,重点在以礼规范情。从审美看,这能使普通情感升华,使情感表达维持比较理性的控制。"文质彬彬"无论就人就文,都应是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审美追求。孔子更看重质,后代诗学难以兼得而需有所轩轾时,一般也是质重于文。孔子论《诗》不见情的概念,但功利诗学的核心恰在以情为教。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

“《诗》可以观”是孔子诗论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人多有所论。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谓“考见得失”等，但大都以诗本义为据，义犹未尽。而《左传》提供的春秋用（诗》的社会思维场表明：孔子这一诗学命题所云之诗，还有不少甚至主要是以引诗论事和赋诗言志为背景的。所谓社会思维场，有类于某一观念产生的“背景”、“社会条件”，但又不尽相同。“场”本是物理学概念，《辞海》对“物理场”这样下定义：“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