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新解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 ,决不是用“只主张内容革新 ,不主张形式革新 ,带有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之类的话就可以忽视过去的。它的意义 ,既在于指向社会现代性 ,又在于指向文学审美现代性。与“小说界革命”论、“文界革命”论一样 ,是梁氏审美→启蒙→强国思路的具体体现     

黄遵宪与“文界革命”:不单纯的影响和接受

黄遵宪的诗文理论涉及诸多方面。在"文界革命"时期,黄遵宪主要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相离的现实相当不满而决心改变这种情形。一是对书面语体系转换的历史处境问题提出变革诉求;二是提出了文体革新的主张。其"无革命而有维新"的文界思想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对他文化思想的整体考察中,可以发现其文学发展观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基础:温和稳健、开放务实。这实际上指示了中国现代白话运动的发展方向。     

"中国新诗二次革命"质疑

诗歌革命有其自身的特定内涵."中国新诗二次革命"论者所提出的现实根据和诗歌目的、理论主张、实际内容等均不具有革命性的实质,"二次革命"难以成立.     

"科学"、"民主"、"革命":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精神

现代语言观念的变革为重新观照五四文学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科学"、"民主"、"革命"这几个关键词潜藏着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定内涵.在五四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首先表现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确立.尤其是鲁迅,在"人"和"革命"的观念上认识最为深刻.五四文学精神始终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制约,二者在思维理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欧化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建设做了很多具体切实的论述.他大胆而系统的提出了"欧化的文学"的文学革新观,极大的丰富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研究.傅斯年这种在世界文化的格局范围内审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并试图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再论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理论主张.作为文学形式先锋的胡适,从哲学层面上思考了形式和内容关系,并以此来规定文学革命的程序的方向.他不仅重视形式--语言的变革,也强调内容的变革,讲究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他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只是出于程序上的需要,即形式在先,内容在后,而这一点恰恰符合了"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胡适对整个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在于--语言的革命.     

袁宗道的诗文理论探微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他的诗文理论是公安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刻的见解是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先声。袁宗道提出了反对复古模拟、主张＂文学发展观＂、崇尚独创、以真为美等文学革新的主张,为后来袁宏道的全面系统的＂性灵＂理论的提出起了决定性的先导作用。     

释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其据以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科学进化主义以及中西文化、文学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由此奠定了他的文学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描述的"文学进化"的规律是语言形式的进化;不同民族文化、文学间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胡适与"重质轻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强调语言的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极具实践价值.胡适文学思想的局限性是过分讲究"实用"而理论含量不足;过分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对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的认识不足.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20世纪“文学自觉”说评议

"鸿都门学"的发生和曹氏政权的兴起,使当时的文化格局发生了两点重要变化:一、文化结构中,"经"为上"辞章"为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文学"受到重视,产生了与经学"同尊"的趋势:二、文人群落结构发生了重组,"辞章技艺"之士得以跻身政治上层,经学士人独揽政权的局面出现松动."文学自觉"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发生,它是"文学"在其所属的文化系统内,摆脱附庸地位,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成为广大文人普遍的创作行为的一个过程,考察支撑"文学"变化的"文人群落"的变迁,揭示促使"文人群落"变迁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运动,是这一过程中的应有主义.某些文学因素的变化,如情感性的增强、文学样式的丰富、文学价值的确认、文学理论的发展等,只是"文学自觉"过程中所显现的表征,是阶段性变化成果,称之为"文学自觉"是不周延的.     

市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长期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阶层,甚至直接称之为市民文学;另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平民阶层。这两种理解长期存在,市民文学提法占据上风。然而市民文学理论体系来自欧洲,在中国运用有生硬牵强之处,平民文学观念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平民与市民两种体系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互补关系。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也是同步互补的关系。     

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汪曾祺是中国较早、而且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在接受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影响的同时，汪曾祺也受到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很深的影响。抗战当中和抗战以后因时局和个人生活而形成的焦虑感、失落感、无奈感与荒谬感是汪曾祺认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论略——以语言学基础、雅俗格局为视阈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主要走的是一条脱离语言、极端重视文字的道路,这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雅俗格局形成有基础性的直接影响。通过文字建立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书面语形式,方能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的雅文学语言。可以粗线条说,以文言为语言基础的"言文不一致"的诗文占据了中心地位,以白话为语言基础的小说、戏剧是相对较为边缘的俗文学。     

“进化的”与“民族的”——《小说月报》(1920-1923)的文学翻译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沈雁冰大力主张译介域外文学以建设新文学.一方面,他将此举的合法性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将新文学建设纳入世界文学进化的链条中;另一方面,他的译介思路又体现出弱势文化情境中民族文学建设者试图迅速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与功利心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编者对译作的选择上,也使新文学翻译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呈现出本质区别.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人学基础

中国当代文艺学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人学理论为深层根基。深刻了解马克思在人学理论上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对于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艺学价值指向和学科动力学等方面,这种新的人学理论深刻规定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显示了新型人学理论对于文艺学的基础性指导意义;这种新的人学理论对文艺学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深入研究人学理论,是深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基本任务。     

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一位严肃而富有使命感的比较学者,面对20世纪不断更迭、纷繁复杂的理论热潮,韦斯坦因锚定＂语言＂与＂文学＂双维,立足于二者的互文性,建构并规范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显示了高超的学术智慧。他所确立的动态、开放的比较文学范式,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比较

以第四媒体为介质的网络文学骤然跃马文坛，面对源远流长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积淀，网络文学是否会随波而逝？诸多疑问，将在以网络文学的含义为切入点，蕴概网络文学的特质。发展巩固及存在缺陷等方面与传统文学相比较以便探求，以备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