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西方“族群”思潮研究

作者通过对近年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西方族群理论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方法、新视角及理论创新给予评析。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

族群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复杂性源于决定族群意识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同时，族群意识还要受到国家体系的改造，从族群认同到民族 认同的转变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互相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体系、大众传媒以及现代性 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发展。     

“进剿三岩”——三岩人的族群认同与土司体制的特殊性

本文以1780年国家对三岩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为切入点,试图利用历史档案资料,结合田野调查材料,从地方的角度分析在国家权力影响下三岩人的身份认同所呈现的特殊性.     

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境下,瓦乡人族群认同各因素均出现双重认同趋势,但他们通过共同的遭遇这一原生性纽带,凭借语言认同把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政治合法性的特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它标志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稳定、持续、有效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探究政治合法性的特性和内在机理可以为谋求合法性的努力提供方向和依据。     

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

本文通过对唐朝地缘政治与民族势力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认为决定唐朝地缘格局的因素主要是前朝政治影响的结果,但其格局一旦确立,外族政治势力的活动,就成为制约并影响唐朝地缘政治的首位因素,具体说唐朝前期关中北部的战略格局之建构与后期长安西部战略地位之转移,均是突厥、吐蕃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促成的.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族群认同视野下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分布广泛,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反映客家族群态度,折射客家族群卷入。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应注意: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离散群体的族群边界与国家认同——以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为例

离散群体长期生活在异文化中,其族群特征和主体性表达与居住国的生存境遇、族群关系、公民身份等论题紧密相关。本文基于对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的调查,试图呈现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以及主动适应移居国社会过程中与藏族之间族群边界体现的具体面向。研究表明,打铁技艺的传承是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移居国生存智慧的选择,但铁匠身份也构成了影响达曼人与藏族族群关系和族群边界的最核心要素。     

社会资本与政治态度:新加坡三大族群比较研究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表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社会资本对于新加坡3个族群的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民族”与“族群”之辨

围绕着＂民族＂与＂族群＂问题,学界争议相当激烈,而要使争鸣富有意义,学术价值得以彰显,其关键是将＂民族＂、＂族群＂放在同一学术语境下来加以理解和研讨,进而找准其本源,辩明其概念,弄清其适用范围,理顺其相互关系。     

客家原生地在客家族群认同运动中的作用

闽赣粤交界的大三角地区是客家族群（民系）孕育、诞生和成熟的原生地,具有先民、先祖、祖先三重血缘资源优势和文化场景作用,是客家血缘与文化的寻根处。客家在此地所寻找的客家基本精神是对河洛根性文化的传承。客家原生地是海内外客家中原河洛姓氏寻根的中转站。客家的血缘寻根和文化寻根是客家族群认同的主要途径,对全球化背景下重构客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潭溪地区蛊文化的民间叙事与族群认同

湘西潭溪地区流传的”苗婆放蛊”传说,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和苗族在资源竞争和分配体系中的紧张关系,土家族通过这种叙事文本的创造与传播强化了族际边界与族内凝聚力.“无蛊不成寨”则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与苗族在日常生活和婚姻方面的密切联系,为两个族群现实中的共存关系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     

潇贺古道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由于战乱、迁徙等原因,杂居于潇贺古道区域的多民族如何实现文化认同是需解开的历史之谜.作者关于生存环境、政府的民族政策、学校教育、舆论导向、族群自身等等,都是促成文化认同的积极因素,在建构区域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代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简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的概况,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族群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资源,构建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新型族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