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是对我国“三农” 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 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我国“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从制度伦理的视角窥探我国"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背离了正义原则的制度缺陷。科学的制度安排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科学的审视是一种必然。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废除城乡差别,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     

邓小平"三农"思想探要

邓小平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和领导者。他在总结中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农”思想。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关于农业发展的主体、关于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于农业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框架。我们应以邓小平“三农”思想为指导,努力探寻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新思路,即加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     

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基本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解决思路。有的说“三农”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制度问题无关;有的说“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说“三农”问题,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还有的说“三农”问题在农外,说到底还是个工业问题。对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笔者想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对当前"三农"问题的思考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系统分析与思考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问题。作者借鉴西方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四功能范式”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由于特定历史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内部子系统边界不清、功能模糊和反分化倾向,使大系统趋于“无序”或“混沌”状态。为此作者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城乡两个社会系统的融合。本文的对策思考是,应当以统筹和协调的系统论发展观为指导,在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同时,推进农村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教育等配套社会改革,促进农民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     

"多予、少取、放活"的再解读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共出台了7部有关“三农”的1号文件,尤其是2004年和2005年的1号文件,直接针对农民增收难的现状提出了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展示了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进一步深化。“多予、少取、放活”的深入实施是这种新的战略思路的直接体现。     

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建国以来“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是成功的 ,但存在着不少问题。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提高农民素质 ,发展企业型农业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不同主题的逻辑分析

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的众多研究成果,以不同主题的方式,分别从“法律与产权、公平与效率、权利与利益、公有与私有”等不同关系的角度,予以逻辑分析,揭示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和改革的核心问题,以达到限制公权力对农民土地权利的肆意侵夺,使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更倾向于“三农”的目的.     

"三农"问题的制度化解析

“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但“三农”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积极性上。主要从制度的视角剖析了“三农”问题解决的一些体制性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建设建议。     

中国"三农"问题:症结与出路

针对“三农”问题,分析了其面临的四大挑战和认识上存在的四大误区,认为中国农业要走现代化之路,首先要解决三大前提,即有步骤地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大力推进城市化,逐步解决反补农业问题;其次要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依法护农,体制兴农,科技强农,基础稳农。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的启迪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具有重要的启迪：要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生产的不断创新,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闽台农业合作。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如何寻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制度结构优化性使其产生集束效应而不是相互制约,以及制度变迁的前瞻性,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我国农地流失的现状、成因与对策分析

“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得怎样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与败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我国目前农地流失严重,基本原因为土地的产权错位、现行的土地征用政策和“低进高出”的土地差价。改革农村土地权属制和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调整改革的利益分配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举措。     

一部研究"三农"问题的创新之作——读《"三农"难题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迄今为止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先后下达了七个,虽说这七个一号文件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始终是其中一再强调的关键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第一步改革与发展之所以成功,根本动力在于以土地两权分离、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的适时变革与适度创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之所以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与中央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严重掣肘,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相对滞后与农村土地制度运行的不协调。可见,农村土地制…     

中国土地的明天——关于“参股入亩”的深层次想像

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的WTO时代如期而至。当更多的人感到一切都将步入正常的轨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凸显在世人眼前,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几千年传播下来的陈年种子一直在几十代农民的梦境里蔓长并持续地收获着贫穷。而今天,中国的农民必须从历史的梦魇中走出来,因为如今的世道真的变了。 在学术界的专业人士眼中,“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面临双重困境,即市场失灵又政府失灵。仿佛形成了学术领域中的“三农黑洞”,无论宏观的制度改革还是微观的实地考察,都走不     

论毛泽东的"重农"思想

毛泽东一生心系农民、关注农村 ,竭力寻求农业发展的途径。他在分析和判断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逐渐形成的“重农”思想是笔珍贵的财富。当前 ,重温和回顾之 ,鞭策我们更深层地去思考“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