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农民工创业

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是“双创”背景下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多元要素禀赋是其迈过初创门槛的关键因素。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系统分析了包括外出务工经历在内的宏、微观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并重点探究了邻里关系的多维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开展自主创业的概率。相比于宏观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在作出创业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对于主观幸福感较高、不公平感强烈、未参加短期技术培训以及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群体,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均是调节效应的有效渠道。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从而为激发农村创业内生动力,尽快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后的农村养老——以浙江为例

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由于土地收入递减、人地矛盾突出和农民就业状况改变等原因已逐渐弱化。同时强调土地的保障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进程。因此本文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应建立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由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且分人群分阶段实施,以真正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2011年"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人特质因素、流动因素、能力素质因素及家庭因素的不同方面都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男性相对于女性、主动返乡者相对于被动返乡者返乡后更容易就业;45岁以下的青壮年返乡后就业的概率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返乡后接受过有针对性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的概率更大;外出务工期间具有个体经营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基于发展型目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他们有更高的需求,返乡后就业概率较小;家庭规模较小、生活水平较好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     

基于状态转移矩阵（STM）旗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通过构建状态转移矩阵（STM）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口“城乡-年龄”结构联动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镇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变动、“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变动的双重影响。基于模型推导结果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近朱者赤：健康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四期数据（CHARLS 2011-2018）,以村庄中老年群体为参照对象,实证检验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健康同群效应,本村中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越高,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采取不同健康衡量指标、构建虚拟同群、寻找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从群体特征来看,健康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地发生在女性、文盲和低收入的农村中老年群体,信息获取能力和行为决策水平的差异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通过考察本村中老年人吸烟、饮酒、健身和参与医疗保险等行为表现,本文证实健康行为在群体内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进而合理解释了健康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制定中老年群体健康干预政策以及推进中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验:一个比较制度分析

基于对发达地区不同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江苏阜宁和北京大兴的经验对特殊(干部)群体、富裕的或者收入较高的群体吸引力更大,而上海的农保则对农村企业的农民进行强制性就业保险,对农村留地职业农民也一样缺乏吸引力.中山市的农村养老保险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参保的整个村庄农民,这一模式可以比较好地统一解决所有包括留地职业农民在内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但是却缺乏推广的基础(普遍性).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发达地区试验的各种农村养老保险模式对未来的欠发达地区乃至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与理论含义.     

挤入抑或替代：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影响研究

回答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还是替代效应是建立和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文章基于新三支柱橄榄型可持续发展养老制度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研究结果表明：（1）仅有一个子女和需要赡养老人数量较多的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更强;（2）希望提高养老保险缴费个人比例并不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但父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3）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年龄、收入、户口等异质性。整体来说,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会激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而社会养老由于替代了家庭养老部分功能同样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效应。因此应在提高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完善的同时,注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与个人养老等养老模式之间的协调。     

中国农民的现状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以下简称公报），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共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即16周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既包括在农村从事纯农业的劳动人口，也包括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还包括被称为“农民工”的外出从业者。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状与对策

长期以来,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边缘群体,一直被排除在城市养老保障体系之外,同时也游离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之外。但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的城市养老保险改革的展开,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障体系已成为必然。本文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     

对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重新思考

外出农民工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向涉及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布局,对城乡资源分配格局的谋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对外出群体不恰当的统计方式会误导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和劳动力流出地发展方向的判断。文章从现有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历史发展出发,讨论其中存在的逻辑惯性,指出这一惯性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利用CLDS2016年数据识别出被忽视的“在家异地就业”群体。据此,文章将外出农民工话题分为“从流入地看外出的流动性”和“从流出地看外出的非农性”两种视角。文章建议,在关注流动性时,以离家为样本筛选的逻辑起点,以县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在关注非农性时,可以忽略其是否离家,而考虑以镇（乡）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一体化研究

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障是推进以统筹城乡为标志的新型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城乡社会养老保障的统筹正迈向一体化新阶段。分析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困境:大量农民存在、养老保障关系转续难和新农保推广障碍,提出加快小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总量和比例、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创新养老保障关系转续机制和完善新农保政策的建议。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新探索——以浙江省绍兴市的经验为例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农村社会保障一直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许多社会保障项目都将农村人口排挤在外。随着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都高于城市。日益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群体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益小型化的家庭结构使得养老资源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和生活风险的增加,国内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呼声日高。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不仅是农村居民们的迫切愿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     

广西富川县计生农民工就业不言愁

为了引导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创业,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口计生部门对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信息进行详细统计,并积极协调人事劳动、农业、科技等部门开展"阳光工程"培训。组织返乡农民工进行汽车维修、电器维修、烹饪、农业种植、水产畜牧养殖等20多个工种的职业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使众多计生家庭农民工由"劳力型"向"技术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该县农村信用社还为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创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一种“同期人平衡”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与工作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特性决定了养老保险与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分析了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退休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例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对劳动年龄人口作用的时滞性的存在,使得用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养老保险压力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提高劳动参与率只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代际转移支付能力;我国近期养老费用总额增加的原因是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比例上升,退休金平均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