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结构、印太战略升级与拜登政府的“蓝色太平洋伙伴”

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美国地缘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不断丰富“印太战略”框架，打造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拜登上台后，着力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升级“印太战略”。在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及“印太战略”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并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借以对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衡。作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蓝色太平洋伙伴”是美国在“海洋自由”原则驱动下的海洋扩张活动或实践，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海洋霸权。未来拜登政府将推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朝着更加实体化、机制化、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强化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海域态势感知是美国国家安全和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美国积极推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参与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在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布局也呈现诸多新的特点,包括地理范畴上从聚焦东南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拓展、抓手上从偏重军事安全向打击非法捕鱼转向、力量运用上更加侧重海岸警卫队。美国相关布局将提升其对中国的海域态势感知优势,为其强化对华海上围堵、搅局印太海域治理、离间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提供便利。     

美国波斯湾护航联盟的运行现状与现实困境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和威望组建“自愿联盟”,即通过构建临时目标而组建超国家行为体，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增强政治威势，在实现上述目标意图的同时获取自身成本—收益的最大化。2019年7月，由于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以多国油轮在海湾遇袭为由，组建新的“自愿联盟”——波斯湾护航联盟，该联盟后升级为“国际海洋安全保障构想”(IMSC)。此次联盟成立过程缓慢，盟友响应寥寥，且实际运行效果远不及美国初始期望。本文系统分析了波斯湾护航联盟从发起到运行的全过程，剖析了该联盟的工作机理与运行成效，揭示了美国既想借助联盟增加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又不愿意为盟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矛盾心理。本文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会进一步沿用“盟主霸权意志输出、盟友共担地区安全风险”的联盟路径，我们对此既要高度警惕、积极应对，也要客观看待联盟优势并加以学习吸收，优化我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美国印太战略下蔡英文当局的政策选择及影响

印太战略主要体现了美国以"点"带"面"、"以海制陆"和"战略对冲"三重地缘政治逻辑。为推动渐进式台独,台湾蔡英文当局积极加入美国印太战略,强化美台关系,充当美国战略支点,争当美国印太海权盟友;同时,坚持以"新南向政策"对冲"一带一路"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态势,岛内经济社会陷入困境,致使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此外,蔡英文当局加入印太战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脆弱化;最终,引发地区国家的"示范效应",加速了美国印太战略布局。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的动因和举措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聚焦欧洲和印太两大战略方向,加紧推动北约新一轮战略转型,不仅激活冷战结束后一度濒临“脑死亡”“肌无力”的北约组织,还重新赋予其“东进”印太、遏制中国的战略使命,通过扩大北约“全球干预”战略功能,试图构筑一个“以遏华为目标,由美国主导,以印太和欧洲盟伴为羽翼,东西呼应、两洋联动”的全球安全架构。目前,美国在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方面,已促成亚太四国作为“邀请嘉宾”参与北约峰会和外长会,形成“北约+亚太四国”合作机制,升级日韩为“定制合作伙伴关系”,并力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和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强化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实际存在。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是为了应对印太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达成控欧遏华弱俄、震慑朝伊的多重目的,其在策略上重点采取了外交诱拉、舆论鼓动、机制塑造和身份认同等手段,以形成北约“印太化”和印太盟伴“北约化”,达成“东西对接、双向奔赴”的局面。美国推进北约“东进”印太势必引发地区内国家关系复杂互动,冲击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破坏基于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运筹大国关系、经略周边、维护领土海洋权益以及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多...     

从地缘战略看东盟在美国印太概念中的地位

新时期,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及盟友的安全,正在极力构建一个多边合作体系框架。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影响着域内格局的走向。东盟地处"印太弧"的中间位置,是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是澳大利亚、日本及印度的"纽带"。本文则通过东盟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选择、东盟内主要国家态度及东盟在功能性领域的发挥进行解读。试图通过分析找到一条围绕"印太"概念中东盟的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超竞争制衡: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守成国家会如何对付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这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挑战的综合策略。在超竞争态势下，为获得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守成国家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与制衡的综合性对策，以发挥战略工具的最大化效能，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制。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蕴含着超竞争制衡的逻辑，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使中美关系呈现出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多维特征。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态势将长期化，但是鉴于双边关系的超级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一致和战略克制，需要正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超越消极竞争，探索建立“护栏式机制”,努力构建一种积极和良性的竞争关系，以保持战略稳定，避免出现关系失控。未来中美关系会在震荡中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及中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旨在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该经济框架以美国利益为先,内在构架空洞模糊,各国参与热度较低。“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暗淡,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地区团结合作;鼓励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树国际权势的尝试：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起源新探

20世纪60年代末,受越南战争、经济衰退与核力量优势丧失的影响,美国的国际权势呈现出了下降态势,不仅盟友出现了离心倾向,对外政策的国内民意基础也急剧流失,陷入了严重的国际领导力危机。尼克松上台后开启了全球战略调整,试图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引入环境议题,通过国际环境合作培育与盟友和对手的共同利益,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扩大国内青年群体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特别是提升美国在盟友中的形象和声望,借此恢复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力。因此,尼克松政府发起环境外交,不仅是社会群体“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也有通过环境议题重塑国际权势的战略考量。     

“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影响

地区秩序由地区权力格局、地区制度格局和地区规范格局共同构成。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通过权力投射,巩固了地区军事与安全控制力,增强了经济影响力,促进了地区抗疫合作,使得西方主导性上升与地区权力格局外源化;通过机制构建,构建了以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机制网络,还建立了若干西方俱乐部式小多边主义机制,使得地区机制的排他性增强,地区制度格局复杂化;通过话语叙事,建构了一套西方式话语叙事体系,为其提供“合法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并将这套话语叙事体系与海上安全介入等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这些变化共同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不过,该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还取决于多类行为体的复杂作用与互动。     

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路径建议

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家审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经济监督者、鉴证评价者、风险预警者、权力制衡者四重角色功能。从“揭示——应对——防范”的逻辑视角看,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依托“查病”端排查、抽查机制和揭示机制发现问题、“治病”端应对机制和控制机制解决问题、“防病”端威慑机制和预警机制防范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经济监督、鉴证评价、风险预警以及权力制衡。据此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国家审计监督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审计全过程公开、加快乡村振兴国家审计数字化建设、构建乡村振兴国家审计评价体系等优化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国家身份对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的影响模式

文章从安全化视角切入,作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路径安全化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阶:“存在性威胁”出现、“存在性威胁”蔓延、“存在性威胁”应对,将国家身份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解构为“三维一体”的模块:自有身份、集体身份、角色身份,从而探寻国家身份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安全化路径之间模式.     

自愿联盟与美国外交

伊拉克战争前,美国组建了一个自愿联盟。这个联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产物,是美国超群实力的体现。美国组建自愿联盟一是为了取得这次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二是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考虑,三是利用自愿联盟的临时性特点为外交留下回旋余地。美国提出的开战理由、与美国长期的盟友或合作关系、追随美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是其他国家参加自愿联盟的主要动因。自愿联盟能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取决于新保守主义的消长和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变化。     

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初步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指出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当代解释力不足的基础上,着重借鉴泰德·霍普的概念及兰德尔·施韦勒的分析体系,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联盟理论,即“威权式联盟”理论。这一理论事实上并非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联盟理论,而是针对冷战后建立于美国一元化权威之上的泛西方大联盟所展开的理论分析。作者将这一联盟运行的逻辑或理论基点假定为“利益平衡”和“安全平衡”,认为这一“双平衡”既是作为失衡政治产物的“威权式联盟”赖以运行的隐性逻辑,也是各国联盟政策决策的路标;该联盟构成的巨大的体系压力与美国霸权意识的再度勃兴使得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追随政策以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成为各国联盟行为的主要向量;制衡将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国家行为,“安全平衡”应是各国对外政策目标中不容击穿的底线。     

亚太地区在“北约化”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延伸—即时威慑理论:历史案例与当下意义

延伸—即时威慑是较为独特的一种威慑类型,指在盟友即将遭到对手攻击时,威慑发动方保护盟友免遭攻击之努力。其主要实施手段为密集释放威慑信号,迅速推进前沿部署巩固军力优势,并伴以灵活讨价还价和政治解决的尝试。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升级背景下,延伸—即时威慑可能成为美国介入台海危机的主要战略方式。本文从延伸—即时威慑概念机理、历史案例入手,分析美国对华威慑战略的走向及可能效应,以此为全面应对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塑造未来地区安全形势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基于关系视角的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战略联盟逐渐成为企业间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数量急剧增长。然而,在战略联盟中,由于联盟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基于契约的正式治理并不能确保联盟合作的顺利进行,在信任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种治理结构成为联盟企业维系合作关系的主要机制。基于此,本文在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由单一企业和供应商参与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重复性合作条件下的战略联盟治理问题,并以丰田公司为例,研究了基于关系机制的战略联盟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