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其可能带来的“机器替代劳动”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在机器人应用带来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如何发挥劳动保护政策的缓冲作用,帮助技术变革脆弱群体实现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持续平衡,便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劳动保护在“机器换人”中的缓冲作用。估计结果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单极化特征,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出中等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DID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偏向高技能型的单极化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压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更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偏向低技能型的单极化特征。劳动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工会力量的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增强,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劳动力流入有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之分。基于1999~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就异质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中国政府应提高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素质、做好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地区城市的就业稳定工作,以助于异质劳动力流入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与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分别产生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工业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进一步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大学本科入学概率,对高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显著提高了个体的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二者都抑制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人工智能普及有助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普融通的教育结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199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

文章使用了1997～2007年中国服务业外包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及工资水平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对外服务承接和对外服务发包对中国就业结构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作者发现总体上服务外包对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存在正的净效应,其中对外服务承接影响更为明显。国际服务外包对各产业就业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制约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扩展效应。作者认为,只有消除劳动力产业间自由流动的各种制约因素,才能更好地发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扩展效应。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矫正效应还是加剧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

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能否矫正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本文采用“宽带中国”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中国284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这一结论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但由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技能调整的速度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应用过程中技术扩散及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供需不匹配产生的劳动力错配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目前,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加剧效应大于矫正效应,可能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加快配套的制度建设,促进教育改革跟上数字技术变革、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包容性供给、深化城乡融合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研究CSSCI

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文章基于服务业特点与女性禀赋特征,结合全球价值链宏观数据和家庭调查微观数据,对此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全样本回归显示,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攀升整体上有助于促进我国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分样本回归发现该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工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高技能女性劳动力,技能工资差距得以缩小;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对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进而,建议我国积极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升服务业女性就业贡献率,增强女性劳动力技能,完善女性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促使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与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在异质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产业升级进程和“双碳”目标下碳排放约束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能否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两区域、三产业的碳排放理论模型,刻画异质性劳动力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内生机理。以异质性要素配置与能源替代、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地区劳动技能水平、要素配置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对数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必要校准并对模型中的关键性质和结论进行数值模拟,发现技能型劳动力的集聚能够反向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进而强化能源替代效率,从而可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而资本的集聚则会对劳动力集聚产生挤出效应,对劳动要素和能源要素配置产生替代效应,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会扩大碳排放水平。最后,利用中国省级宏观数据构建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对模型的理论性质和数值模拟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间技术水平的高低是能否有效发挥技能型劳动力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利用效率反向推动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技术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技能型劳动力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要显著强于技术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关系的国内消费行业就业带动效率

在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运用WIOD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就业创造指数和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研究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率.结果表明,制造业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劳动收入带动效率均高于服务业;制造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总体上升,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总体下降;服务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带动效率高于制造业,制造业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出现分化.现阶段,中国各行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促进制造业发展仍是稳定就业的重要措施.随着中国劳动力禀赋发生变化,服务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带动作用,应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