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在互联网普及和应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互联网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需要受到高度重视.从技能偏向的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基于理论假设,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角度,分析了互联网的发展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所导致的技能偏向,能够显著降低对流动人口就业时间的需求,不利于流动人口就业,但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基于研究结论,从提升流动人口信息素养、促进就业与社会融合的双赢以及提升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多元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其可能带来的“机器替代劳动”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在机器人应用带来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如何发挥劳动保护政策的缓冲作用,帮助技术变革脆弱群体实现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持续平衡,便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劳动保护在“机器换人”中的缓冲作用。估计结果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单极化特征,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出中等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DID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偏向高技能型的单极化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压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更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偏向低技能型的单极化特征。劳动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工会力量的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增强,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减弱。职业培训在强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高技能劳动力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因此,在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过程中,要考虑劳动保护的作用,发挥工会组织和职业培训的调节器角色,提高不同技能劳动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适应能力,引导劳动力与工业机器人的互补式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与大学生就业关联性研究

文章运用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了行业构成变化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在不同行业中具有不同的就业特征,高校毕业生供给总量与结构受产业结构转换质量的制约.作者认为,提升产业结构转换质量和水平,改善大学生就业供给结构,加大就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稳就业和保就业成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任务。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与就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但对就业结构具有优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开展混入式融合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变为U形,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增加不仅会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这类企业的就业结构产生更大的优化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更高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市场份额对就业规模产生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还会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渠道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有效实现稳就业目标。文章结论揭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于拓展就业空间、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稳定的积极作用,对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实现稳就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在界定就业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4个维度综合衡量,能够极大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与流动频率,进而影响区域宏观失业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就业质量能够有效减少区域摩擦性失业,还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位数回归显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中等分位点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在低、高分位点作用相对较弱,其作用强度随分位值上升呈倒U形特征。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在互联网发展较迟缓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作用更强。文章认为,深化经济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从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     

影响我国非农产业就业的三种效应分析

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非农产业拉动就业可以划分为三种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的分析,得出发展经济是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和改善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的结论,并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模型研究

就业能力是大学生成功就业的核心影响因素,而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开放式调查和预试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问卷,通过前后两个样本的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构建出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四因子模型。该模型由内在品格素质、基本工作能力、情绪管控能力以及规划自省能力四个维度构成,最后对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研究的应用价值。     

中国转型期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来自工业行业的考察

文章运用中国转型期1998～2004年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应用对行业就业数量及技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应用对就业数量基本上有正的影响,同时也要求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结构。但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不同,与理论预期不同,过程创新一般对就业数量有正的影响,而产品创新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为负或不显著。     

中国高校人才供给与产业人才需求拟合研究

近年来中国开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其根本症结在于高校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文章意在厘清对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的定位、对测量指标的设置及对人才供给总体形势的判断等问题的认识,试图筛选出更贴切的测量指标,给出更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判断和预警的数据支持。     

中国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研究

文章根据2002、2005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借助就业乘数理论分析了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及其变化,发现中国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细分行业中,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差异较大;除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之外,其他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均大幅下降。为了拓展就业空间,需要大力发展高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适当发展、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适当限制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     

社区就业与城市发展:城市社区就业状况与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体制转轨和企业改制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下岗、失业人员逐年递增,城市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社区就业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对促进我国城市就业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当前,我国的劳动力正加速老化,这将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建立对"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及产业结构调整方案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劳动力老化在三次产业中普遍发生,且从业人数与其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财政支出的服务业就业与增长效应再研究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用中国28个省市1990—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规模上看,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地方支出的作用弹性大于中央支出。从结构上看,中央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具有一定挤出效应,与服务业增长具有微弱的正向关系,地方支出在就业和增长两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地方财政社会保障类支出缺陷,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为调整产业结构适应产业转移新形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中央财政应增加社会保障和跨区域协调建设支出;相关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扶持适宜的服务业,来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相对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要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逐底竞争倾向,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仍显不足,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相邻地方政府要形成环境规制协同机制,探索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创新触发机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环境规制驱动创新带来的就业创造能弥补因污染产业减少带来的就业损失。     

技术技能结构、人力资本构成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

技术技能结构与人力资本构成之间的互补关系,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三要素模型分析认为,由于世界前沿技术进步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只有选择符合其人力资本构成的技术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反之,实际的技术选择偏离其最优值越远,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测度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构成匹配程度的技术偏向指标,并基于1990～2007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技术偏向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地区技术技能结构与其人力资本构成越匹配,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传导渠道研究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利用,以及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值得关注。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因为近些年来外商进入我国越来越多的选择独资模式,因而特别在模型中加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倾向的变量,来研究其对就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