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FPS2018数据

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性,但是这种缓解作用并不持续,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即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最优限度,在限度范围内进行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过限度则会提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需要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以及提高教育的社会回报,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积极功效。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抽取长春市9个社区的1 302名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长春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为35.78±8.81分,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占55.0%,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的老年人占43.8%,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占1.2%。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抑郁、焦虑、婚姻状况、健康自评与学历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本文采用序次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的研究方法,以2012年上半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黑龙江省数据库)为依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将城市适应解构为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总体留居决策四个维度,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讨论流动人口总体、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研究表明,稳定且体面的职业、一定的收入是其体验主观幸福感的基础;积极的生活方式、以老乡为主的社会网络、居住证和医疗保障资格的获得、对城市的喜爱、融入感知和留居意愿等对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工作强度、对歧视的感知等有制约作用。城-城、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城市老人从事志愿者活动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

老年人是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主体力量。已有的研究多从老年人被照顾角度着手,鲜有对老年人自身从事公益活动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本文利用2010年开展的“北京市朝阳区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研究老年人以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形式为他人提供支持与其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明。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与不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相比,前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后者高。因此,本研究认为应该重视老年人在提高自身生活质量方面的能动性,为老人创造更多发挥潜能的机会。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