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变化不仅对区域劳动力供需平衡产生影响,也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优化。文章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再外出的流动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利用2013和2018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反复流动的现象,外出的原因主要为增加收入,回流的原因主要为照顾老人及子女等非经济因素,流出地与流入地在政治、社会及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差异促使回到流出地的劳动力心理成本不降反增而再外出,再外出的原因还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相对低稳定性有关。厘清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保持区域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相关政策。     

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中国不同职业省际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的人口普查资料,首先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职业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也分析了不同时期省际人口的迁移原因变化以及多个因子对省际迁移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省际迁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为生产运输类,且从事此类职业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愿意迁入高收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收入和消费)、就业结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文发展指数的"拉力"作用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我国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婚姻家庭状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对于残疾人,婚姻含有生存的意义,家庭是他/她们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生存的唯一依靠。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如何帮助解决残疾人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是全社会应该关心的一件大事。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研究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成年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重要因素包括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经济指标。另一方面,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与其本身的残疾程度以及因残疾带来的自身理解与交流能力的差异、与他人相处能力的好坏、对于社会的参与能力的差异等有显著关系。此外,性别、户口性质、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特征指标也显著影响到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     

我国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婚姻家庭状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对于残疾人,婚姻含有生存的意义,家庭是他/她们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生存的唯一依靠。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如何帮助解决残疾人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是全社会应该关心的一件大事。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研究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成年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重要因素包括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经济指标。另一方面,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与其本身的残疾程度以及因残疾带来的自身理解与交流能力的差异、与他人相处能力的好坏、对于社会的参与能力的差异等有显著关系。此外,性别、户口性质、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特征指标也显著影响到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