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宁查氏家族的文化特质及成因——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一门风雅,人才辈出,是声名显赫的文化世家。它的形成一方面与当地自然、经济、人文等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海宁查氏重视家族文化建设,家学渊源和文化积淀深厚密不可分。以海宁查氏家族为中心,可以看到清代家族文化及地域文化与一代文学之关系。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的母教特征与文学意义

母教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社会家庭普遍重视母教。清代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家族女性多受到良好教育,学养较高。家族中诸多优秀的母亲或是助夫教子,或是在夫亡后身兼严慈课子读书,努力从道德和学业两方面对后代进行教化。海宁查氏家族母教不仅对家族文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且对家族的诗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也有所影响,对海宁查氏文化世家的兴盛有重要贡献,其文学意义不可忽视。     

清代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心路历程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在政治风浪中浮浮沉沉地一路泅渡,族中闺阁之生态也随着家族的浮沉而起起落落,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其中查慎行母钟韫是山河变色的时世造就的母师女宗,她以体贴夫婿、鞠育子女的妇德和自身的文学成就被族人奉为典型和模范。在其垂范作用下,查氏闺阁诗群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易代之际、承平时期、家难之时及"天上人间"的落差之后,表现出不同的生态、心态特征,但共同体现为以德为主、才以副之的家族特性,体现为以诗笔的抒述和表达为家族文学的荣光添色增彩。与特定的生态、心态相关合,不同阶段的查氏闺阁的诗歌作品形态也表现出异时而趋的不同的题材好尚和艺术取向。     

稀见清代福建宁化伊氏《耕道堂诗钞》及其作者群考

清代福建宁化伊氏人才辈出,以伊恒聪为首的八位诗人创作有《耕道堂诗钞》。但该集流传稀少,作者生平情况都不大清楚。对该集以及有关作者群体进行考证介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该集及其作者乃至清代家族文化的了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

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明末清初比较著名的女性诗群,她们除了在家族内部进行唱和之外,还与家族外部的女性文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社交性社团.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她们的作品得以生存、彰显并流传,男性文人和以男性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清代中期诗人遗民意识的文化呈现——以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及其活动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具有政治认同、品操坚守、文化赓续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时至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已达百年之久,政治趋于稳定,明代遗民已凋零殆尽。基于文化固有的韧性,到了清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遗民意识并未彻底消弭,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某些诗人群体中,依然或隐或现地产生影响。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族文化传统的熏染,在其人格取向、藏书渊源以及三十六鸥亭集咏活动等诸多方面,渗透着深沉的遗民意识和情怀,适可成为这一时期诗人遗民意识绝好的佐证。     

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丛生,地域文学独具特色,文学家族内部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内部,传统家族文学精神召唤起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重视家学、以儒为业、传承家族文学精神成为家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在延展家族文学影响力上,母系教育融合了传统家学和外家文学资源,丰富了文学家族的"优良品性"内涵。清代嘉兴鲜明的家族文学特色,对江南文化和文学地域特色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充分重视。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编选旨趣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就该书的编选旨趣略作一番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清史稿·章庆传》史实考补——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有不少关于剑州知州、南部知县章仪庆的原始档案,足以证明因在辛亥西昌起义中身亡而被列入《清史稿·忠义传》的“章庆”实际名为“章仪庆”,在南部县筑堤御河完城一事中仅有首倡之功。而档案中披露的诸如章仪庆生年为公元1862年、以监生报捐出仕、曾剿办资州拳匪、解饷京师等早期履历,以及在剑州任上镇压南部何如道起义、振兴学务、在南部县抗洪赈灾、查拿奸伪等的大量珍贵史实,是对《清史稿》的有力补充,对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人物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乡村家族文化的当代书写——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个案

贾平凹小说《秦腔》描写的乡村家族文化在现实中的遭际。受社会、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家族及家族文化体系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所以，当下的乡村家族文化处于一种历史性的消解过程中，最终导致了乡村象族文化精神的丧失。     

《聊斋志异》评点与清代学风——以冯评、但评为中心

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学风深深地影响了《聊斋志异》评点,具体表现为:在《聊斋志异》评点中贯穿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清代实学精神,评点者把评点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对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聊斋志异》评点中运用考据学方法之处很多,其常见形式有注释名物、制度等和附述相类故事两种;古代优秀散文,尤其是先秦散文成了评点《聊斋志异》的最重要的参照标准和以古文文法评点《聊斋志异》乃是崇尚古文之风所致。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在理论史的独特地位。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