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浅探中晚唐"词代诗兴"背后士人心态的新变

词最初具有鲜明的娱乐性,政治动荡的晚唐五代却是文人词兴起的时期,后人或称为"词代诗兴".其间文人心态的变化是造成此文学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中唐以后政局的不稳定导致文人的人生追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功业之心的淡化,二是享乐意识的加剧,三是情爱意识的张扬.这些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内容及情趣渐趋世俗化,但正统的诗歌观念对此是否定的,而此时的词还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用词的形式来表达世俗的享乐、不经的儿女情长尚不会引起观念领域的批判,因此晚唐五代艳情诗兴起一时又复归雅正.而大量写男女之情的词却蔚然而起.     

论北宋中后期两大词学流派对词体诗化理论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大致可分为两派:曲词派和诗化派。前者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观念,从音韵角度强调词体的特殊性,更多承认词体娱宾遣兴的功能;后者借助传统诗学,构建词体诗化理论,拓展词体的表现功能,使词体向诗歌反正。在词体向诗歌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诗化派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曲词派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诗化派的影响,在情趣、意境、风格、结构、修辞等方面流露出来,对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有襄助和补苴之功。     

论"武功体"

"武功体"指姚合创作于任武功县主簿及富平、万年尉等卑吏期间的以<武功县中作>为代表的闲适类作品.武功体的产生与元和末长庆初的政治局势、文学风貌以及诗人自身的特殊经历均有直接的关系."武功体"是姚合诗歌艺术成熟的标志,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使姚合在中晚唐诗坛上自成一家,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倚声"论唐宋词体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词不同于诗,属"倚声"而作、合乐而歌的韵文体格.词所倚之声,最初是唐俗乐歌曲,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曲体结构约束.唐五代文人制词注重"倚声"谐唱,然依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为词体"律化"发轫.北宋以来,文人词创作在"倚声"与"依律"之间各有取舍."倚声"家沿续唐五代制词谐唱之传统,又复增衍"慢"体与前代令曲并称;"依律"者"以诗为词",导致"词"与"俗乐"分离,重拾"正声"以配"雅词".     

结构与文本——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蕈秋》解读

过去研究和解读古代文学作品 ,常常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 ,而本文则力图运用新的思维方式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具体的词作。文章从结构主义的角度 ,探讨了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蕈秋》一词的内蕴 ,认为这首词的艺术魅力不仅表现在词的语义内容方面 ,词的内收型的结构在生成寂寞、孤独、相思、伤感等情绪方面 ,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叶嘉莹"境界说"批评之批评

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了深刻的阐发。在叶氏看来,有境界的作品是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以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叶先生以“兴发感动”来标举境界说的独特内涵,但是她又认为境界、神韵、兴趣没有什么区别,这使她的立论有两相龃龉之嫌。其实,对“真”的诉求贯穿着王国维的哲学观、美学观和文学观,并自然而然的影响和决定着他的词学观。只有从真的文学、美学和哲学三个维度考诸王氏的境界说,才能有效地解释王氏何以认为境界乃“探其本”。叶先生对境界说的理解只是领会了境界作为“感受之真”的第一层含义,对境界之真的美学之维和哲学之维,叶先生未能作出深刻的认识。     

词的别称与词的音乐特性探析

继诗经、楚辞、乐府、近体诗之后，词在宋代发展繁荣，成为“一代之文学”的诗歌样式。词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在此期间名称不断变化，而在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诠释着词的种种艺术特征、美学情趣与音乐的紧密联系。     

温庭筠词的形成及其与晚唐五代词发展的关系

隋代及初唐的民间词即是当时的民歌,中唐以来文人词属于诗余性质。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填词的文人。他生活在需要小词产生的环境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创作。温庭筠的作品代表性风格是设色浓丽,辞藻繁密;另一种风格是气韵清拔,格调高峻。温词是对齐梁时代美学精神的隔代传承。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是一种介于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并逐步向雅文学转化的过渡性文学样式。《花间集》中的词人围绕温、韦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庭筠为代表,可称为"伶工之词";另一派以韦庄为代表,可称为士大夫之词。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派词人在文学自身以及历史发展的双重指向下,开拓了全新的诗歌之路。伶工之词在晚唐五代词稀⒗的发展期是不断进步的,由温庭筠到欧阳炯、顾,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变得越来越纯熟而自由,为词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论张衡对汉魏文学传统的贡献

张衡在汉魏文学诸体的传承中具有相当关键性的作用,他承前人而续作的文体有都邑赋、畋猎赋、述志或宣志赋、伎艺赋、设论、七体等。张衡的辞赋作品不仅有继承之功,在题材和体裁上也有创新。张衡的赋作明显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从诗歌成就来看,张衡对“汉魏风骨”中“风”之方面的贡献颇多。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论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的延续与新变

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仍然延续并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体现在诗人的主体精神层面、艺术审美情趣以及作品的内容、艺术风貌等诸多方面。这类诗歌突破了传统的“玄言诗”义界,展现出新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面貌,可称为“玄思态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引起重视的文学现象。     

与清代相始终的桐城派古文

清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上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总结性的时期。从文学的形式说来,在数量上是包括着前代的各种文体,并且发扬而光大之。以诗而论,清诗虽尚未编成全集,但就作者的别集目录,已是很可观了。以词而论,清词号称中兴,作者辈出,词派分立,词论勃兴。词人、词作,不下数千人、千余万首之多。以曲而论,传奇作者众多,且有精采作品。以文而论,桐城派得“天下之文章,其惟桐城乎!”之誉。古文兴盛,骈文也有作者。以小说而言,则文言短篇、语体长篇章回小说,衍前代之余绪,而有划时代之作,如《聊斋志异》、《红楼梦》。而弹词,这一史诗式的作品开出中国诗歌领域的新境界,论者称之为有清代表文体,这是亟有见地,而应为我们所重视。至于其他文体,也无不应有尽有。清代文学确实呈现出大观局面,彪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玄言赋浅论

本文对魏晋玄言赋的概念、发展轨迹乃至主要作家作品作了粗浅的论述。玄言赋是指在玄学出现之后 ,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而产生的 ,以谈论玄理 ,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内容的赋作。它滥觞于正始 ,过渡于两晋 ,大盛于东晋 ,衰微于刘宋。玄言赋对玄理的表现 ,有的下陈玄理 ,有的借人物和山水景物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在文学发展史上 ,玄言赋有其自身的不足 ,但亦有其积极的意义     

李商隐、杜牧对李贺白玉楼传说不同接受缘由探析

“诗歌鬼才”李贺以其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孤僻个性创造了一个瑰丽、奇诞的诗歌世界,对后世诗人影响很深。后人在借鉴李贺诗风的同时,也对其悲苦生平深表同情,对其生平传说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态度,其中李商隐和杜牧的不同接受缘由很有代表性。李商隐对李贺生平传说的传播和接受,表现了他对李贺的爱戴以及对他早夭的痛惜之情;而杜牧则由于对李贺缺乏心理情感的认同,因而很难理解李贺的畸形和缺陷心态,也很难将自己的生世期许寄托在幻想中。因此,从二者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李贺对后世的影响情形,以及后世对李贺及其诗歌的不同评价。     

论词之“深”“浅”

“深”与“浅”作为一对美学范畴的用语很早就用于诗歌理论批评,而词学批评中“深”“浅”范畴的运用既有继承诗歌理论的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在词学批评理论中,真正的佳作应是深浅合度,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浑融,深不流于晦,浅不流于鄙;从审美接受上说,无论是浅显通畅之作,还是深婉缠绵之作,都应带给读者以韵远思深、回味无穷之感。     

元代文人张鸣善初探

元代文人张鸣善,在杂剧、散曲、诗歌方面均有建树,其文学成就为时人所重。《太和正音谱》以张鸣善词入最上品,并称誉"诚一代之作手,宜为前列。",然岁月既久,被后人遗忘,以至湮没无闻,加之作品大量散佚,对他的考察更属空白领域,只有少数元代书籍略有提及,关于他的个案研究论文目前尚未发现。张鸣善现存作品仅有少量散曲和诗歌,但从中可以大致窥其艺术风格及其成就。文章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对张鸣善作一论述,初步考证了他的生平,并对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曲进行了详细解读,诗歌则从略。     

佛教"水观"与苏轼诗

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流播,文学是其重要载体.佛经内容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诗歌言志缘情的传统,使诗歌的哲理性得到加强,境界得以提升,表现范围也因此而扩大.在佛教诗化运动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其诗或采摄释典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在佛教文学化的艺术实践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融摄佛教水观内容而创作的诗歌亦可称得上是典范.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