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意识哲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

超越意识哲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艾四林车锐敏哈贝马斯在本世纪８０年代初转向交往理论，意味着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同意识哲学的彻底决裂。促使哈贝马斯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本世纪以来的西方...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初探

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哲学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以社会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眼光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J·Habermas）以他的“危机理论”闻名于西方。因此，对他的“危机理论”作一些述评，既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也能使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及变化脉络。“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概念，是指一个合法的制…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运思路径的超越性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核心概念为依托,以对“合理性”的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交往理性”为逻辑归宿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在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之上.但哈贝马斯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与重建,走出了另外一条批判性哲学的道路.     

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全盘西化的理论，即“通盘受用西方化”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理论。这个西化方案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的西化（科学化）、社会政治的西化（民主化）。后者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共和等现代文明价值。这个西化方案的哲学基础是梁先生的三段式的历史哲学，即关于中、西、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形上学根据是其意志论的人性理论。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不乏洞见与启示，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值得商榷的问题。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刘怀玉（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近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体性主体哲学，走向现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交互性主体哲学，这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之一。换言之，如果说近代哲学的重心是在绞尽脑汁地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与当今英美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相比,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往往被人们视为并不入流的"另类"。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二是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三是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晋阳学刊》2002年总目录

李铁映同志谈学风与文风的创新李铁映（１·１）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重要讲话（５·封二）·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郭华红（１·５）“三个代表”的理论渊源徐维检（１·９）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特点及其启示姜义军（１·１３）贯彻“三兼顾，三为主”方针，繁荣山西社会科学事业武步云（２·３）·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指示笔谈·迎接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艾斐（５·３）“三个代表”是根本尺度时新（５·４）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王生钰（５·５）关…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     

浅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转向

普遍语用学是当代伟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创立的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哈贝马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努力中和对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中，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下完成了其重要的以主体间性为标志的普遍语用学的转向。     

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实现途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问题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革的初衷。他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作为交往性的社会进化理论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对交往行动理论核心问题的探讨，归纳出三条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所强调的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的分析，它所倡导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为了从哲学上论证他创立的交往行为理论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重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由历史范式预设为社会范式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由劳动范式置换为交往范式 ,把社会发展的动力由生产范式重释为学习范式 ,把社会形态的演进由单线范式更定为多元范式 ,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由经济范式转读为政治范式。尽管在他的“重建”话语中存在着走向人本主义主体辩证法的社会意识决定论的倾向 ,但他通过对社会维度和主体向度的张扬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对话的理论意向 ,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分析了交往的产生,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变迁的历史形式,以及理想交往的本质与现实条件。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挑战。本文旨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并加以对比,厘清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方面的不足,也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是非曲直做到明确辨析。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重构

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与商谈伦理延伸到法律领域,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建构其商谈程序法哲学.他重构马克思法哲学根基、重构马克思法律本体论、重构马克思法律功能论、重构马克思法律“社会物质基础说”、重构马克思法律价值论,从而指向其批判的理论旨归——追寻人类的自由、权利和解放.这五个向度的比较研究,彰显了哈贝马斯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致思理路,以及这一致思理路的价值与不足.     

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

形而上学批判是形而上学之后现代思潮的中心任务,也是哈贝马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哈贝马斯在厘定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上,并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本文认为,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为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新的哲学范式——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由沟通行为获取的新的统一性,给从形而上学中发轫而在后形而上学中又倍受质疑的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