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佛经的英译及与佛经汉译的关系

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过程中的翻译标准,名词和术语翻译,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在佛经英译中的反映及英汉佛经翻译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浅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唐代是中国史学、经学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在史学方面,官修正史大放异彩,实现了从私人著述到政府修撰的决定性转变;在经学方面,《五经正义》的编订体现了与汉学、宋学不同的面貌,起到了过渡作用。学者们对此已多有关注。然而,唐代文治的另一项事业却往往被人忽视,即佛教译场的佛经翻译实践。其时,佛经翻译与史书修撰、经疏编订不仅在时间上一致,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也多有重合。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至唐佛经翻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译场的分工合作或多或少影响了唐代集体修撰的风气,而佛经义疏的编写也与隋唐的儒经注疏互为映照,体现出折衷取长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     

文化研究与文化翻译

“翻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字面翻译，二是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化翻译。”犤１犦比较而言，文化翻译比字面翻译界限更广，难度更深，因为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除了单纯的语言能力之外，还需要极其重要的一种能动阐释，即要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准确的重新整合和解释。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体系。它们不同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决定了语言不同的选择方式和不同的组合方式。以中国古典文学的…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从英汉规律性差异谈减译策略

英语和汉语产生于不同文化环境,所承载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所以两种语言存在着差异。减译是翻译的一种正常现象,为了把原文信息译成译文信息,语言形式上的删减必不可少。减译不是减“义”,是翻译的一种变通手段。以英汉语言的规律性差异为切入点,以翻译理论为依据,阐释了减译的定义、本质。     

道安翻译思想新探

被梁启超推崇为“译界之大恩人”的东晋佛经翻译大师道安,在翻译界一直被归入直译派风格的翻译家;但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及分析其“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其译风应该是意译。     

语言符号对译、言语翻译与跨文化信息

语言符号的意义包括概念义、附加义、语法义、文化义和搭配义。两种语言符号对译有五种常见形式。在两种语言符号对译中,欲反映原语语言符号的跨文化信息,就应着重体现附加义和文化义。语言符号对译与言语翻译的主要差异在于有无具体语境(或情境);而同属言语翻译的双语词典例证翻译和语篇翻译之间的差异主要是:(1)具体语境(或情境)的大小;(2)体现语用和形象的表现力不同。     

赞助者操控与唐代佛经翻译

唐代佛经翻译的繁荣与发展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皇帝的支持密不可分,是一种权力操控下的产物.作为"赞助者"的朝廷操控了佛经翻译的全过程,包括译本的选取、翻译策略及译本的流通.他们操控的目的在于取得政权、稳固政权.     

古代汉文佛典中的“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

中国古代佛典翻译形成的字词极为复杂。这些字词有许多表现形态 ,“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种类。它们在汉文佛典中占有相当比重 ,展示了佛典在翻译方面的重要特点。这些字词的出现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和思想宝库。     

试析清代蒙古族佛经翻译

清代,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驯服强悍的蒙、藏民族,除采取怀柔、联姻政策外,还借助宗教的作用从精神上控制少数民族,表现为特别崇信黄教、弘扬黄教,给黄教以种种特权,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举措对蒙古族社会起到了双重影响.抛却消极影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而言,有着促进其发展的积极一面.尤其使蒙古族佛教经典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妙理与禅机

借一文一商两个案例可以测知,现代“妙理”中的禅机至少有五个征候:机锋、妙悟、取直、简约、敞开。它虽然不宜示禅理,却体现了“现代禅”的智慧神韵。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

从比照对象的确立、语言标准的提取两方面,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讨论了早期可疑佛经的鉴别方法和步骤。     

中国当代译论对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

用典型实例揭示当今中国翻译界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问题(如真伪莫辨、引征不确、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等),剖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的危害,呼吁中国翻译理论工作者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建构中国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