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因灾蠲免程序及其实效

唐代对自然灾害及其赈济非常重视,建立了一套包括地方报灾、御史检灾、朝廷下令损免等内容在内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因灾蠲免制度,并将其纳入唐律。在报灾检覆过程中出现的匿灾、妄报及相关的营私舞弊行为,与唐代文官的考课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使得唐朝的因灾蠲免实效受到政治状况与吏治好坏的影响,在唐代不同时期由于官员不同,因灾蠲免的效果是不同的。     

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1939-1947)

1935年2月川政统一后,川省政治充斥着各方政治势力的冲突与较量,这些冲突与较量影响着县长人事的整顿.川康实力派刘湘为有效控制地方,培养了以县训学员为主体的骨干力量,其时县长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为县训学员.随着1938年刘湘去世、蒋介石与张群先后主持川政,县长选用制度发生了变化.甄审合格人员取代县训学员成为县长的主要来源.另外,张群时期对中央特交人员及县长考试及格人员的任用,也给予相当重视.蒋、张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与中央力图削弱川康实力派、将四川地方纳入中央轨道不无关系.     

唐代以来河北境内水旱灾情考略

我国历史上,水旱灾给予经济发展的影响甚为严重。河北境内历代经济形势的盛衰变化,常常同当时的灾情消长有直接关系。因此,考察历史上河北境内水旱灾害的有关情况,就成了开展河北经济史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 河北作为政区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同时,从唐代以来的灾报制度、灾情记述也较以前完善、翔实。本文仅根据唐代以来正史中的灾情记述,就河北境内水旱灾情的趋势、影响和成因,作如下粗略的考察和分析。不当之处,希望有关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和实际工作者指正。     

论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

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是由早期天神崇拜、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从原始社会开始孕育,到夏、商和西周时形式逐渐多样化,春秋战国时则渐渐趋于衰弱。早期的祭祀禳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消除人们对灾害的恐慌心理、提前防范灾害发生、与药物相结合有治疗作用,等等。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建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成为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内容包括清理积案重案、因灾赦免、因灾缓刑、停止词讼等等。因灾恤刑制度对清代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积极的意义,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     

“四川省社科界灾后重建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

5．12大地震后．抗震救灾工作经历了最初的营救为主阶段,现已步入恢复、重建为主阶段。6月18Et．四川省社科联组织召开了“四川省社科界灾后重建专家座谈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刘诗白、辛文、林凌、章玉钧、杜肯堂、赵国良等20余位省内知名专家及省社科联党组的主要负责人。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应急机制、灾后评估、重建规划、灾后群众补助标准、地震带生态保护区、成德绵经济布局、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邢东矿隐蔽致灾因素研究

以邢东矿为例,根据矿井的实际情况,通过对采空区范围、地质构造、含水性和瓦斯富集区等煤矿生产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隐蔽致灾因素的分析研究,并针对不同隐蔽致灾因素对安全生产的影响程度,采取切实可行的综合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隐蔽致灾因素对矿井安全的影响,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贫困社区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通过政策安排、资金配置、村级项目实施等环节对贫困社区产生影响.恢复重建总体政策安排促进了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但贫困社区从该宏观过程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资金配置体现了向贫困村倾斜的意向,但贫困程度重的县(市、区)实际落实的资金相对较少.村级项目实施推动了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将比较突出,贫困社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不减反增,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深入结合仍面临挑战.     

抗战时期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对川省粮食作物之改良述略

1934年12月,卢作孚出任省建设厅厅长,于1935、1936年设立稻麦改进所、棉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等九农事机关。全面抗战爆发后,省政府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协助下,将原设之九农事机关一律归并,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以下简称川农所或农改所)。对川省粮食作物开发、改进起     

国外灾后教育重建经验：综述与启示

震后教育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持续、深入地推进重建工作是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援建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外如美、日以及印尼的灾后教育重建已形成了比较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经验,对我国的教育重建具有重要启示。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灾后教育重建经验,有利于形成灾后教育重建的正确思路和科学规划。     

关于森工企业办造林基地的思考

广西是我国南方重点产材省(区)之一。但森林资源十分有限,人均有林面积不足2亩,人均木材蓄积量不到6立方米,两者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近年来重采轻育,过量砍伐,使森林资源日渐减少,木材产量急剧下降。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材料,我区年产木材一万立方米以上的县,已由1979年的41个下降到1989年的29个,十年间减少了12个县;年产木材五万立方米以上的县,也由过去的9个,下降到1989年的6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浅析北洋政府的灾荒治理

北洋政府时期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几乎无年不灾,而且灾区广、灾情严重,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面对巨大灾荒,北洋政府逐渐重视荒政,相继建设和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与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取得应有实效。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涉灾突发事件司法应急机制的实践、问题与完善

涉灾突发事件是指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对司法权运行造成破坏的突发事件。涉灾司法应急机制则是法院有效应对涉灾突发事件的制度保障。当前虽然法院在应对涉灾突发事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国涉灾司法应急机制仍不完备,在立法、司法和应急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对涉灾司法应急机制实践情况的研究,旨在针对以上有关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唐代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略论

唐代鄂尔多斯地区,主要包括胜、夏、宥三州。胜州,州治在今准格尔旗北部十二连城;夏州,州治在今乌审旗南部白城子;宥州,初治于夏州西二百一十里处,天宝(742年——755年)时移治夏州西北三百二十里处经略军,元和十五年(820年)迁州治于夏州长泽县,今鄂托克前旗南部城川古城。三州位置分别在今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其中夏州和宥州都处于今毛乌素沙漠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