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

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结合紧密,具体表现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周初祝官制度对《诗经》祝辞系文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诗经》中的祝辞系文学体现为两种样态,一是全篇为祝辞,二是包含祝官活动和祝辞成分。祝辞系文学之根源及兴盛时期在西周春秋,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淡薄,祝辞系文学由正统地位跌落回民间形态,并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

传统文化的探讨 ,经学研究是一大指标。五十年来 ,台湾经学研究的成果极为丰硕 ,值得探讨。就《春秋》经传研究而言 ,从研究基地、师资阵容 ,到专题论著、学派流衍 ,皆可有取 ,并有可观。回顾五十年来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的成绩 ,左传研究以质量均优称冠 ,其次为春秋研究 ,再次为公羊研究 ,谷梁研究最为冷寂。春秋经传研究的学区分布则以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学五者表现杰出。本文据此五大基地论述《春秋》经传研究的师承与论著 ,学界有思“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者得以览之     

杨时诠释方法的三大特点——以释“中”为例

杨时自29岁问道程颢,始向道学,学方有定,胡安国认为杨时思想"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大学》、《中庸》之道"[1].作为《中庸》和二程道学重要概念的"中",杨时对此有着怎样的诠释,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与检讨.一、"中"之意涵"中"之内涵丰富、用法多样,杨时对"中"有着诸多诠解.     

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杨时是理学由二程到朱熹间发展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论周代燕、射礼仪用乐用《诗》

周代燕礼和射礼是相关的礼仪,都使用了《诗经》的许多篇章。燕礼有正歌四节和“无算乐”。前者用《诗》篇章固定,后者则较自由。春秋中期,燕礼用《诗》情况开始变化,四节正歌被抛弃不用,代之而来的是宾主之间酬酢赋《诗》,这对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取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射礼用《诗》较简单,乐射用《诗》是:天子用《驺虞》、诸侯用《霾首》、大夫用《采蘩》、士用《采蘋》。《霾首》不传,其逸文在《礼记.射义》、《大戴礼记.投壶》等篇中。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

韩愈之前儒家的圣人统序是尊周公孔丘颜回和为五经做传笺注者,经书统序是尊五经及传笺注。宋元以后儒家的圣人统序嬗变为尊孔丘孟轲及二程、朱熹,而经书统序嬗变为尊四书和《孟子》等。这一嬗变的核心是,抬高了四书尤其《孟子》的地位,也抬高了孟轲的地位。推动这一嬗变的,是二程、朱熹。二程最早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析出,并做了改定,且绝对地推崇孟轲和《孟子》。朱熹继其踵,为四书做了较为繁琐的集注,也绝对地赞美了孟轲和《孟子》。但引导这个嬗变的最早发轫者,却是韩愈。韩愈在《原道》中,已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颜氏家训》与《母育学校》比较研究

《颜氏家训》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著作 ,而《母育学校》是西方第一本全面论述家庭教育的专著 ,也是西方第一本学前教育学的经典。两书作者的生活背景迥然不同 ,成书时间更是相差千年之久 ,然而 ,这两本书均从家庭教育方面进行了专论。本文着重从成书背景、教育内容、方法、特质及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比较 ,探讨两本书对家庭教育的独特见解。     

对话在表里之间--《拉摩的侄儿》与《地下室手记》之比较

《拉摩的侄儿》与《地下室手记》所营造的艺术气氛有很大差异,如果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观照,可知其原因在于:二者处在独白和复调两种不同的艺术语境;不同的语境中对话巨大差异的结果。     

侯仲良理学思想阐微*

侯仲良是一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二程弟子。他是二程的亲戚,自幼养成于二程家。其理学思想之纲要虽与二程的一致,却有一些精妙之义与精彩之论,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他对《中庸》之“诚”的本体化运用与阐发,可谓集前人之大成。他以为论说“诚（体）”存在“形容”与实谓之别,具有新意与启发性。他对道体“无物不该”的论述,有助于了解当时中者“无物不该”说的确切含义。总之,其理学思想与文献具备特殊之精义与价值,必须加以探索与表章。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三言》《二拍》中侠义小说的爱情探析

侠与情是文学的两个分支,在各自发展中逐渐走向交汇、融合,但在宋明时期却停滞甚或倒退了,这可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作品中略窥一斑。在《三言》《二拍》有限的侠义小说中,很少有涉及爱情的篇什。即使就这部分侠义小说而言,爱情也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但总体上是缺失的,这又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侠文化本身以及话本小说分类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女娲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

鲁迅的作品《补天》和郭沫若的作品《女神之再生》都是五四时期对女娲神话传说的现代性阐释,寄托了两位大家对历史的思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现实人生的不同理解和相异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