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思想倾向刍议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出访了欧洲,欧游归来后,他于1920年3月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反映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总观点。因此,这部著作是研究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通过一年来的游历考察,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混乱社会状况,对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看到,战后的欧洲,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他     

一种时空对应的文化寻绎——朱谦之文化思想探略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作了科学派的押阵大将的吴稚晖,曾说过:"(我)意中有四位先生,认他们是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适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中国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二是朱谦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论调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认.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四是那位老将梁卓如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西洋学者而有中国思想."四位先生"中,朱谦之大约是人们最感陌生的人物了,但他究竟是一位学贯中西、于文化研究别有心得的学者.到三十年代,艾思奇对朱谦之脱胎于虚无哲学的"唯情哲学"多所批评,却也称他是一个"不向政客堆里钻,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的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

卢梭思想传入中国后,在晚清中国思想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亦深受影响。1903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与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西学思想的奠基性内核即自由理念与国家观念,仍有拭不去的卢梭烙印。卢梭学说无疑是推动梁启超思考"自由"内涵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一大思想根源;梁启超将自由视作一种绝对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奴隶道德相对立的新道德,其思想理路的来源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唯理主义对于自由内涵的道德化转换。梁启超"国家进化论"三阶段说源于伯伦知理对"国家"形态发展历史的观察,他糅合了伯伦知理国权论思想以及自身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并将卢梭对"国家"源起的原理统摄其中,建构了以进化史观为历史演进阶梯的"国家进化论"体系。     

文化、文明与现代性: 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本文尝试从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入手解读现代性的困境,这一困境的秘密深藏于现代思想的人性假设之中.这种人性论否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而把人性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正是现代性所许诺的主体权利的绝对性在历史中催生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又要求我们反思现代性概念的自然权利论前提.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梁启超晚年 ,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和中国在袁世凯败亡后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经过 1 91 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 ,逐步改变了过去全面学习西方社会和竭力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文化追求 ,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中创造一种新的第三种文明。为此 ,他提出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东方的精神文化合二而一 ,特别是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梁启超的这种努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思想上的“倒退” ,其实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客观上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奠定了基础。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男人与女人 中国与美国

中国本土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应该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早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就已经产生了以鲁迅文化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必须与"五四"新文化、特别是鲁迅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郭象"安任之道"探赜

郭象提出"安任之道",是对君主专制的明确否定,是为了证成无为政治.这一提法是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刻领悟,证明郭象对庄子哲学并未做出所谓的根本扭转.事实上,郭象对道家的无为观念做了历史上最为清楚的阐释.学界以崇有抑或崇无为标准,把儒道两家对立起来,并称郭象统一有无、会通儒道,未尝不是一种误解.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梁启超多元合作化思考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

合作化道路是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文明“双重危机”背景下所设想的多元现代化的必经途径,包括经济合作化、政治合作化、文化合作化等各个方面。他的合作化道路是人文理性主义的产物,是在世界范围内文化批判与文化互动的结果,既是文化民族主义也是文化世界主义。这使梁启超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文化开放的理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