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

户籍制度从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本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放大,使得以人口管理制度形式存在的户籍制度发展成为我国公共福利体制的载体性制度。文章认为,应当历史地评价户籍制度的功能和历史功过,而不能将其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当以渐进的途径,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进行,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使福利制度与普遍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与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相联系。     

关于“蓝印户口”问题的思考

伴随改革 ,开放 ,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严重的制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不利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所以 ,改革势在必行 ,而“蓝印户口”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该文通过对“蓝印户口”起因、发展和社会效益的论述 ,基本上给予肯定。虽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 ,但只要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 ,“蓝印户口”不失为户籍改革中的一个创新 ,一个有效的途径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若干思考

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以及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当前我省的低生育水平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特点,对于因地制宜地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并将我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我省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特征及稳定低生育水平应正确处理好的若干关系,作一论述。     

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义乌市人口流动特征分析及计生管理对策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义乌市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日益加快，人口频繁流动已成为义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随之产生的计生管理、社会治安、劳工纠纷等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为此，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综合管理对策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从计生管理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几点对策和措施。     

中国人口的户籍现状与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文章描述分析了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户籍的基本状况和地区差异,指出东南沿海地区与北京等特大城市是户籍状况最复杂的地区。文章介绍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取向的空间差异,认为目前可以分成基本开放户籍、降低入户“门槛”与没有实质开放三种类型。指出在户籍状态不太复杂的地区应抓紧户籍制度改革,及时采用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在户籍状态复杂、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应采取稳妥的政策,分人群、小区域、分阶段逐渐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西宁市流动人口的调查与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宁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这一方面加速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社会融合带来了诸多问题,妥善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是当前城市社会管理中一项迫切任务,为此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等方面入手,加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而构建和谐西宁。     

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和市民化现实表现为"流动、定居、融合"的社会过程。但中国当前却出现了进城农民"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于"外在市民化"。"内在市民化"现实表现为自我角色的定位与认同,文章通过对自我角色认同这一表征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造成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的原因在于进城农民文化水平、年龄、婚姻等因素的差异,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稳定获得与市民平等、无差异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基本公民权利,存在"权利剥夺"。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等建议,以期加快市民化进程。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727位流动老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增加流动老人的福利,并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便流动老人就医和报销;社区支持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成员须加大情感支持力度,关心流动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支持其继续学习,帮助流动老人融入社会.     

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2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对来京人口及其子女就学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来京人口是单独或者全家租房居住,但居住条件较差。他们在京居住的时间较长,职业转换比较频繁,就业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资源寻找工作。来京人口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来京的家长在带孩子就学方面,没有表现出性别偏好,主要是因为家中没有人照看和便于自己管教,孩子在京就学比较好,受当地孩子的歧视较少,但给家长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不同类型的学校以及不同类型的教学方式对孩子的学习、社会融合有不同的影响。子女外出后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家庭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当今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现象。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能力、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严峻挑战,而且极大地增加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难度。     

要重视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

流动儿童少年人口的教育问题必须受到重视 ,流入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要从全国的高度认识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 ,流入地的学校要采取措施吸收流动儿童少年入学 ,以更好地发挥流入地的教育资源优势 ,要允许流动人口开办“打工子弟校” ,从事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工作 ,同时 ,对各种“打工子弟校”要加强管理。在“入学率”和“巩固率”统计中 ,要改“户籍人口”口径为“常住人口”口径 ,以促使流入地更好地关心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型人口流动

本文从地区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并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 ,结合作为中国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向 ,提出了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诱发人口流动的主要的原因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积极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贵阳市流动人口规模逐年增大,尤其是省内其他地州和周边省份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本市,每年以15万～20万的速度递增。截至2012年底,贵阳市流动人口154.85万人,其中流人人口101.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2011年8月,市委、     

珠三角非户籍人口的职业与社会融合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专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职业变量在非户籍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与个体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处于职业高层人员的整体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相对于蓝领职业群体而言,白领职业群体的融合程度较高,且个体之间融合程度的差异较大;性别和年龄与职业的交互效应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口变量对蓝领群体的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年龄和代际变量对白领群体的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作为夹层群体的非户籍白领人员,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应该得到关注,且应该成为促进融合的优先考虑群体。     

关于对“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政策的探讨

生育政策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引导千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遇到了新的问题。进城经商、务工甚至当老板的“农村居民”还是不是“农民” ?他们还应不应该享受“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文从实践的角度 ,对二孩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