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回归”原因及作用初探—兼论我国工业扩散和人口城市化

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城市人口“回归”的特殊人口现象,即大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纷纷迁往郊区和中小城镇,甚至回到原来祖居的乡村。本文试对其原因以及我国的城市化,作点初步讨论。城市人口“回归”及其原因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发展,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聚集,造成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不仅影响到粮食、副食品等的供应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使一部分城市人口渗透到郊区、中小城镇和农村中来,成为“回归”人口。本来,城市的兴起,一开始是以工业和农业分离为特征的,即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离为特征的。但是,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化人口又出现了“逆过程”。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大批破产的农民拥入城市,大量     

城市化模式选择与我国“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解析,指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减少农民数量,实施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不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和选择。     

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人口城市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必须在我国现行城市化方针指导下,既研究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和基本问题,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走出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战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论中国集中性城市化之必然

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向商品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在从半自然和半产品性经济向商品经济和从传统社会末向工业化过程前期发展的同时,劳动资源也要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在各新产业中重新分配。工业化的规模集中趋势不仅要求资本和技术集中,也要求劳动力相应集中。从空间上讲,人口要随劳动力集中而迁移,即城市化过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而且也是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一大规律。但是,在人口城市化方面,我国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积极发展小城镇”,人口迁移政策实行“离土不离乡”,大力     

从“以人为本”角度反思我国的社会城市化

社会城市化是城市化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我国处于社会、经济激烈的转型中,社会城市化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社会城市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强调在城市建设中要“以人为本”、加大对社会城市化的重视,并提出“以人为本”城市化的相应对策。本文强调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包括城市居民、流动人口和农民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城市文明,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人口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是当今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必将加速我国人口向市镇迁移和集聚,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城市化过程,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牵涉到社会各个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牵     

逆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化

<正> 在全球人口发展分化为两股互为逆向运动趋势的同时,相对应地,城市化发展也形成两大潮流。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在人口趋向稳定甚至减少的同时,城市化出现“U形回流”现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稍有发展、人口急剧增长的同时,个别大城市人口日益膨胀,形成严重的城市膨胀病。于是,有人对城市化这一趋势本身提出质疑,认为“U型回流”是对城市化的一种反动,而城市膨胀则是城市化弊端的集中表现。就此,我想通过分析,对城市化的概念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特殊性分析

20世纪末期,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超过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也超过全国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但目前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明显存在着城市现代化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象是我国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其特征表现为:从发展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放缓;从国内外比较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城市化质量指标看,东北地区城市经济总量和城市竞争力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虚高问题,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乃至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苏南模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在区域经济整体繁荣的苏南地区 ,也存在明显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表现出就业类型的传统化 ,贫困线水平的高端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弱势群体的“赤贫化”等特点。认为“苏南模式”城市化自有的特点和不足 ,导致农民交换权利的不断恶化 ,是造成农村产生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本文依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92年进行的“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调查”及有关调查资料,系统地分析了流动人口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探讨了流动人口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及其负面影响,提出了农村城市化发展途径的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定现实意义.     

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与“知识失业”

文章从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出发,提出对中国"知识失业"现象的解释。理论模型发现,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去管制化",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则是"知识失业"的出现和增加。但当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去管制化",知识失业率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因此,"知识失业"是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的结果,"知识失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暂时的、阶段性的,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知识失业"现象就会减少甚至消弭。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和工资"去管制化"都是2002年样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知识失业"的原因,2009年样本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仍是"知识失业"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工资"去管制化"效应不再显著。     

第三次“人口革命”与社区发展

第三次"人口革命"在21世纪的显著特征是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迅速增长。通过对20世纪西方国家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挑战所采取的政策的反思和从第三次"人口革命"对21世纪带来的冲击看,社区发展是应对第三次"人口革命"对21世纪挑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第三次"人口革命"与社区发展紧密相连,二者共同构成21世纪人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论题。     

On the varying meaning of "open and affirming"

Some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offer programs where member congregations can signal their acceptance of all gender identities and sexual orientations.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UCC) created one of the earliest of such programs in the mid-1980s by which congregations can adopt an "Open and Affirming" identity.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examining this program and how it has evolved over ti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like the Open and Affirming program often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over time, leading to changes in how the program is expressed or conducted. We examine Open and Affirming (ONA) congregations in the UCC to see i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express their ONA identity depends on when they adopted the identity. We find that early adopters of such programs are more likely than later adopters to focus on sexual orientation. While this could be seen as a troubling pattern, we argue that it could represent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Open and Affirming program's meaning, which has allowed for greater flexibility in its expression.     

城乡协调推进“三结合”,开展“五关爱”活动的分析与思考

城乡协调推进“三结合”,开展“五关爱”活动,是计划生育工作新的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对提高人口计生工作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与农村家庭"三生"效益研究

计生工作"三结合"不仅仅是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改革,也是促使加大投入、产出力度,提高农村家庭生产、生活、生育(简称"三生")效益,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目标,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证、搞好服务的必经之路和成功之路。计生工作"三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更好地向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是为农村家庭搞好"三生"服务,进而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的目标。     

“非正规”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如何促进老年人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参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要面临的挑战。老年教育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正在引起普遍关注。相对于我国"正规"的老年大学而言,"非正规"老年教育是指除"正规"老年大学以外的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主要包括社区老年教育、大众传媒中老年教育和老年人自发组织的老年教育。"非正规"老年教育以其灵活性、参与性和低成本等特性契合了中国老年人口的特点,能够更有效地适应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是促进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在大力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非正规"老年教育的同时,应加强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推动参与主体的社会化、提升教育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     

努力构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机制--城乡协调推进"三结合"开展"五关爱"活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省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相结合,同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一"三结合"的经验,对推动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3年底我省在整合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城乡协调推进"三结合",开展"五关爱"活动.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城乡经济相结合,同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关爱计划生育家庭,强化政策导向,稳定低生育水平;关爱新生儿,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关爱女孩,倡导男女平等,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关爱育龄群众,增进生殖健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关爱计划生育贫困人群,实施扶助创业,推进脱贫致富.这一思路的提出赋予"三结合"以新的内涵,突出了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内容,得到了基层党委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受到了广大计生干部和育龄群众的欢迎,给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近年欧洲人口转变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并发展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中 ,却几乎还没有触及这一新情况和新理论。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 ,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 ,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 ,及其未来的走向 ,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Asian" men on the scene: challenges to "gay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mmon assumptions behind the notion of "gay community," contrasting these views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homosexual men originating from Southeast Asia on the commercial gay scen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narratives here reveal fragmented social networks involving various social groups, categories of people and an "In/Out" culture where informants were culturally marginal. Fitting into the scene culture involves processes of assimilation, and loss of connection even with supportive ethnic networks. While all men who look for a place to belong on the scene generally feel pressure to assimilate to a predominantly white middle-class gay culture, Southeast Asian men generally had more cultural distance to cover. Men who are not well assimilated face exclusion, invisibility and discrimination. Differences and discrimination within Southeast Asian based networks also contributed towards fragmented relations. This articl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dominant gay cultural forms, assumptions of gay solidarity, and how ethnic minority men make sense of and negotiate their sexu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