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

历年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阐释中,存在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它单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意识的延续,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和古典意境理论的终结。另一种倾向则是把它主要看作是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前一种倾向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主导倾向,后一种倾向则在近几年中日见突出。本文认     

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

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模式,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目前的文学理论"西马化"模式,主要表现在文学审美论、意识形态泛化、实践本体论化或实践存在论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多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里袭用来的。为了科学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精义与活力,我们有必要对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加以反思和辨析,这也是眼下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论“精英消费”的价值误区与现实困境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化模式 ,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也受到这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在我国消费领域所出现的经过价值化包装的精英消费现象的考察和分析 ,以期表明进行社会消费结构有序调整的必要性。一、消费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 ,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经济、政治和伦理三大领域彼此相互分离的倾向 ,三大领域分立并各受其自身规律支配。这种社会“划界”倾向反映在经济领域中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经济行为价值中立化 ,亦即有的西方学者…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招来了国际上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种种赞誉,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尽管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然而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并不惜以武力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且完全无视正义、国际道义、甚至国际法的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强行展开军事行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亦是其冷战思维定式的逻辑结果。在西方霸权逻辑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然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全力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思想文化倾向相反,上世纪90年代初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倾向。人们把这样的思潮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     

社会发展的两种进路：“思想启蒙”与“精英领导”

思想启蒙是西方代表新生产力的思想家为打破传统的束缚而提出新的思想和新的主张逐步形成系统的理论,在促进西方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层建筑中的政治精英领导的结果。本文将在对比中西方社会发展不同模式的基础上,合理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好地探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进路。     

形而上学的“围城”——答谢崛博士

谢崛的文章包含一系列谬误,一是对中西形而上学本身的构成方式有误解,因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实践论的,而西方形而上学也不仅仅是认识论的,双方的比较应该建立在这些要素的结构模式上,而不是有无某种要素上,否则是失之简单化的;二是对哲学史的诸多事实作了错误的描述,如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误解和断言康德以前没有人把形而上学与实践的人相联系,以及对西方伪善观的肤浅化,对康德自由观、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的误读等等,都表明他对西方哲学史不太熟悉;三是对这些事实的评价带有一种错位的偏见,这种偏见站在西方社会的角度看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却展示了一种围城现象;四是在善恶观、自由观、反思观、信仰观等等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不利于对理论问题的澄清的。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伦理:“日神类型”与“酒神类型”

本文论述了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引入了“价值中立”的学术伦理，培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认为，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学派是这一学术伦理的典型体现者，属于“日神类型”（特点是超越、平行、兼容）；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源于价值的合理性酒神类型（具有一元论倾向和整体性、高屋建瓴性特征）。作者认为，日神类型受惠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象征”；日神类型和酒神类型的会合，才是学术得以繁荣与发展、健全与完善的契机。     

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政治学”构建

政治发展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展开了政治发展的研究,并逐渐得到各国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当代政治学的一个固定领域,研究重点主要是比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文化倾向及政治现代化问题,成果颇丰。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偏见,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转变,理论上难于产生新的突破,实践中也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贫困、文化冲突、政治认同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自八十年代以来,也有许多政治发展方面的学术成果,中国…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

针对中国古代没有形而上学和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形而上学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本文说明,中西形而上学都起源于某种动态的宇宙观,两者有着共同的思考对象和思想特征。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关注不同的问题,中西分别形成了“道德形而上学”与“自然形而上学”的传统。文章最后根据现代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对中西形而上学的同源和分流的原因作出解释。     

“不确定的内在性”: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学的关键词

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通过对西方文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独到剖析,赢得了西方学术界的首肯,也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哈桑在研究中创造了"不确定的内在性"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概括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学的根本特质,即"不确定性"代表着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而"内在性"则代表着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结合显现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样杂糅"或"多元对话"的活动.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西方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异国情调”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一部分。在传教士的中国史书写中,通常具有过度审美倾向,这类似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情调"。文章从异国情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出发,分析了异国情调从乌托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从18世纪末,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等,成为了可以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的对象。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治理”内涵解析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研究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2000年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多倾向”与“无规律”：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早期话剧语言

早期话剧的政治色彩造成了它在戏剧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的成就不高。很多剧目和演出团体披着西方戏剧的外衣,却做着传统戏曲的本行,呈现出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倾向,话剧语言更是“不文不白”、“不土不洋”,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本文以戏剧文体学中对戏剧语言进行话语分析的共识研究方法,尝试探索早期话剧语言在话语分析视角下呈现出的某些文体倾向以及这种戏剧语言文体风格在整个中国话剧语言发展史上的作用。     

“记实性”与“解释性”: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

西方知识观自古希腊起便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性知识,历史学作为感性观察的记录一直被边缘化。西方史学始终是认知本位的,历史知识合法性是其理论反思的中心问题,基于理性知识系统的解释化倾向是其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则源自对先王先贤的记言记事,具备天然的至高的合法性,这使其被高度伦理化,最大特点是以记实性为根基。尽管西方自兰克史学之后也开始更为重视史学的记实性,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记实性相比,两者仍具备一些系统且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不仅对“实”的理解彼此迥异,对“记”的态度在史学中也完全不同,两者的史学实证观和求真观也有明显区别。对于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记实性传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史学传统的记实精神,本身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念,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关于真实生存着的人本身的实证知识的典范,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新实证知识的典范。     

论中西文化的泛审美主义与泛科学主义

中国文化偏于审美性而西方文化偏于科学性,甚至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泛审美主义的倾向,而西方文化具有一种泛科学主义的倾向.这表现在中西的文字、哲学、法律、伦理、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但是在现代,中西又有双向融合的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