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与经验的张力———读张东辉著《费希特的法权哲学》

张东辉博士的专著《费希特的法权哲学》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费希特法权哲学的学术著作.该书将费希特法权思想主要划分为青年时期、耶拿时期和柏林时期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给我们综合了解和深入研究费希特哲学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尝试     

先验与经验的张力——读张东辉著《费希特的法权哲学》

张东辉博士的专著《费希特的法权哲学》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费希特法权哲学的学术著作.该书将费希特法权思想主要划分为青年时期、耶拿时期和柏林时期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给我们综合了解和深入研究费希特哲学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尝试.     

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及其历史意义——《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一、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黑格尔早年怀有通过建立新宗教和运用实践哲学改造现实的理想.1800年,而立之年的黑格尔转向于思辨哲学的研究,即对社会生活和实践哲学作系统的哲学理论的说明.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开始了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进程. 黑格尔在初到耶拿、尚未到耶拿大学任教之前出版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中,提出了绝对或绝对物是"主体和客体的有差别的同一",但就主体和客体之无主次这点来看,却尚未完全摆脱谢林哲学的影响.他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就意味着要彻底摆脱谢林,走自己独立的道路.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如何可能?——对费希特思想的解读与反思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费希特整个学说中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想要确保具体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让自身陷入特定的事实中。费希特从人类理性的、整体的历史出发,将具体的历史内蕴于先验的统一中。为了实现这种统一,费希特对历史与形而上学进行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两个方面的调和。但是,通过对费希特调和结果的重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理性与道德信仰之间似乎总是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费希特处理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也是其全部学说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哲学困境。     

道德与上帝——读《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反映的是康德的宗教态度,在书中,他为宗教找到了合适的位置:道德必然产生宗教.上帝在康德看来对人类是有存在必要性的,它来源于道德的需求.人性的至善禀赋,以及人类对幸福的渴求.上帝对我们来说是种信仰,这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种道德的信仰.     

路德对康德的影响——兼论神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

叙述了康德成长的宗教背景,分别考察了自由、道德、上帝观念、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等“批判哲学”体系的几个重大问题,揭示了路德神学对于康德哲学的潜在而又强烈的影响。指出,哲学对于宗教神学的关系,除了有批评、否定的一面外,还有吸收、继承的一面,哲学对于宗教神学的继承,也并不总是消极、保守的。     

信仰：孤独的精神之旅——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个体主义向度

克尔凯郭尔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相反,强调人的个体性,认为群体是荒谬的,只有个体的人才是信仰的真正主体。在他看来,信仰就是孤独的个体在恐惧和绝望的内心体验中走向上帝的过程。他把人看作一个不断生成着的存在,认为个体的人只有借助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摆脱精神的绝望,最终回归自我,“成为自己”。克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宗教哲学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维度。     

哲学的蛰伏－－浅议经院哲学及其启示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神学的哲学 ,其世界观、价值观是建立在对虚无飘渺的上帝的信仰以及盲目崇拜之上的 ,其方法论也体现在对上帝的论证之中 ,繁琐、空洞、教条是其主要特征 ;但是经院哲学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对于理性与信仰、人性与道德、自由与必然等方面的论证给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中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 ,我们应该用批判、继承的眼光去看待它     

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论据是：“是（存在）”（Sein）和“存有”（Dasein）分别是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而本体论证明错误地混淆了这两类谓词。康德的批判表明科学无法解决超验的上帝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应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而这为道德与信仰保留了空间,开启了道德神学的可能性。道德神学基于道德的必然要求,在主观确信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实存。从思辨神学到道德神学的转换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在知识和信仰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探讨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对一切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保持警惕。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