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弹性、变革程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演变,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也日益频繁,但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略有不同。既有研究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等多种视角对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变革的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文兼顾外部因素与制度内部属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尝试基于制度弹性和变革程度来分析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差异。其中制度弹性受制度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影响,变革程度则受变革能力和制度取向的影响。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类型可概括为搁置变革、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创建。通过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IMF改革、欧盟与新兴国家推动G20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投行等案例进行分析,基本可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对于中国而言,今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制度,对此要更加重视制度变革研究,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促进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     

俄罗斯银行所有权变革及其转型发展趋势

纵观俄罗斯近20年的银行制度变迁进程,银行所有权结构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和重新调整,银行国有化的重现反映出与其他转型国家发展模式的显著差别。俄罗斯不断引进新的制度以规范银行体系,直到今天,新旧两种制度产生的制度缺陷依然是银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风险。俄罗斯核心银行的私有化遇到了很大的政治阻力,银行所有权转型的战略与中国的战略有近似之处,即在政府的控制下逐步稳定提高核心银行的效率。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俄罗斯通向构建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的机遇。     

国外关于世界环境组织的研究

近年来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指出 ,全球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治理体制分散 ,治理资源缺乏 ,国际环境治理决策执行不力 ,贸易争端与环境议题相互纠缠等问题 ,应当对现行全球环境治理体制进行改革。许多人因此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机构———世界环境组织———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扭转全球环境质量恶化的倾向 ,并运用全球公共品和跨国外部性等概念对创建世界环境组织的提议进行了理论论证。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指出中国学术界加强国际环境管理问题 (包括世界环境组织 )研究的必要性。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对于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世界性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性质的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无论是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理念、制度与政策架构还是主体构成来说,它所彰显的是,当代中国正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探路者,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未来可期的世界领导者。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收容遣送制度变革:动因、障碍与启示——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三维分析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和障碍进行经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更新与社会观念进步、法律冲突与制度异化、公众参与的"倒逼"效应。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执法者的行为失范。变革的启示主要包括:观念变革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前提,制度结构优化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途径,行为改善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诉求。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跨国公司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但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有着解决和治理环境问题的独特优势：诸如它的跨国性,它在从事环境外交方面的财力和技术优势等等。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不断遭受着质疑和批评,但是,跨国公司应该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其未来应该是逐渐转变其在环境问题中的负面形象,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生力军。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促进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的好坏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农民群众福祉,农村环境治理成效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成败。长期实施的命令控制型农村环境管制理念和措施执行成本高昂,农民的消极、抵制态度也使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农民理应是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和力量,国家应以制度保障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试论邓小平制度现代化思想

一、党和政府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我国是一个后发式国家,党和政府拥有最全面的社会信息资源,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员,在制度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不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从而成为制度现代化的动力核心,其它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足以成为主导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在没有哪一个阶层能够启动制度变革的情况下,我国作为后发式国家往往也只能借助党和政府的力量,去唤醒、激发民众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而建立起一套高效能的现代制度框架.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是实现制度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并且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

1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及背景分析 环境治理的理念起源于西方,其具体涵义在国际范围内仍有争议,但基本要素都是一致的.世界资源研究所认为,全球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集合;二是国际环境法;三是资金机制;另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全球环境治理内涵有类似的界定.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20年。从开始谈判到正式加入履行承诺,中国主动对标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完善已有贸易法规制度,提高贸易制度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国际化。中国“入世”对全球增长有显著推动效应,对降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亦有贡献。“入世”后中国更注重贸易制度国际化,重视协调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贸易制度与全球贸易体系融合演进,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中的角色作用更加突出但也更具挑战性。面向未来,中国应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签署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提高贸易制度国际化水平,建设性参与WTO新议题谈判,以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

2004年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行引咎辞职,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以及问责制对于责任政府建设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在此基础上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对于推进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意义,认为引咎辞职和问责制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有效需求,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但这两个制度的有效推行,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这两者是行动改变条件,条件提升行动的关系.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如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路径主要包括通过现有国际制度进行推动,新建专门性的全球发展倡议组织以及打造基于“倡议+”的国际制度对接模式。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性安排要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为首要,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通过制度建设展现一个更加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图景。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分析与启示

基于分配冲突视角下的新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结构-行为选择-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得到如下对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方式有益的启示:其一,农地制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其中由农地产权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问题是构建科学合理农地制度的核心;其二,国家须适当参与农业剩余分配,落实农民应有土地财产权益;其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需做次优选择,最大程度地释放提升资源分配效率的制度潜力;其四,控制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引导农民内生的制度变革需求和认知选择。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体制变革的风险与可持续发展——浅评日本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危机

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制度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而有效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制度变革需求和制度变革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制度变革需求和制度变革供给的相互作用中，整个制度体系才有可能...     

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

本文认为,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就应该实现制度和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本文最后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思潮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