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法治”、“人治”、“德治”辨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引发出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传统中国"忠""孝"矛盾的理论基因和实践表征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价值同一性。但在实践中随着忠孝价值地位的变化,忠孝之道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忠孝冲突的理论基因是:忠孝冲突是人的属性的内在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君权与父权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公与私矛盾的体现。其实践表征主要表现为:注重亲情,就孝弃忠;舍孝就忠,以全大节;忠孝两难,杀身成仁。     

紧急状态制度的宪政之维

紧急状态与民主、法治和人权之间都存在着冲突,而要解决冲突的紧张关系,必须建构在紧张状态制度中的宪政路径。因此,只有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构建应对紧急状态制度的宪政理念,才能应对各种紧急状态下可能引发的究政危机。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人权保障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因其内在的固有缺陷对公民基本人权也造成一定的侵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不仅与我国宪法法律的人权保障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相冲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本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契合关系探析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展成熟的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历经春秋、汉唐时期至明清时代发展到理论巅峰.民本思想围绕以民为本,主张爱民、富民、教民、恤民,对封建统治者和官吏提出具体的行为要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民本思想孕育的土壤,其理论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封建专制政治下统治者对"民"鄙视和惧怕相结合的矛盾心态,其思想发展也不能逾越专制制度的权威.同时民本思想的实践没有超出君主专制政治的时代限定.民本思想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两者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民本思想和法治时代政治思维的民主、法治有着内在的冲突,因而需要辩证地批判吸收.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与宪政之发展

在宪政学的视域中 ,涵摄民主人权等多维法治价值的宪法乃宪政或政治现代化的规范基础。而在社会生活的非平衡变迁中 ,基于宪法之政治现代化或宪政现实凸显了宪法价值的内在张力 ;尤其是民主与人权的冲突表征为多数人统治及少数人权利的漠视 ,其间的疏解则假借宪法政治的发展而实现对多数人权力之制衡与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促使现实宪政理想化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论粤港澳区域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反思

中共十八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针,法治与改革两手都要抓,但两者之间的位序有了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行政协议作为粤港澳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合作机制,对我国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发展和深化产生着重要影响。目前,粤港澳区域行政协议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有违宪法、法律规定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反思对完善粤港澳区域合作法律机制极为重要。因为,法治理念所蕴含的规则之治、良法之治、程序之治、理性之治等理念所带来的效果,使人们足以相信在改革过程中的法治先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风险。     

人权理念对国际法价值取向的人本化改造

人权理念对现代国际法价值取向进行着人本化的改造.现代国际法汲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回应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潮流,在基本理念、根本原则、具体规则及主要制度等各个层面发生了人本化取向的转变.承认人之尊严与价值、国际合作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代表着国际法治进步的方向,是"人类一家"理想的最新实践.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疆人权法治保障建设:成就、特色与路向前瞻

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人权事业新进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十年来新疆人权法治保障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反恐维稳长效机制,坚持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探索人权话语体系、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新疆经验等方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始终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新疆人权法治保障建设的引领,努力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回应各方挑战,建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尽快完善新疆人权指标体系,讲好中国人权的新疆故事,确保新疆人权法治保障建设阔步前进。     

先秦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与冲突

先秦儒家文化对国人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先秦儒家提出的民本、公平、慎刑、预防犯罪等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相契合;而其强调的无讼、德主刑辅、等级、义务本位等思想,则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所背离和冲突.在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既要积极汲取先秦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的精华理念,又需克服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过时内容.     

中国的人权法治建立与发展

中国的人权法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历经坎坷。新中国建立前主要经历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争取人权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人权的斗争、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争取人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争取人权的斗争等历史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结束了剥削阶级欺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中国的人权法治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创造条件来保障人权,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权理论和实践也走了不少弯路,党和人民从中既获得了经验,也吸取了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权法治进一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相继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党的章程和国家宪法,成为党的纲领的重要内容和国家宪法的重要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阐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中国人权建设的新宣示。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思想理论上加深对人权重要性的认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努力奋斗,就会使13亿中国人的人权保障达到更高水平,从而为国际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论“公民不服从”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与民主、宪政、法治、支持政治权威等现代法治理念在根本上是契合的,并起着积极作用。"公民不服从"有利于抵制"多数人暴政",能够促进法律不断更新和完善,是宪政的内在要求,不服从者对执政党的权威是认可的。     

社会治理的法治之维——现代法治的理论展开

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类型,"启蒙法治观"并不能囊括众多法治类型的个性。社会治理概念预示着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理念之确立,它的实践维度内在地蕴含了"良法善治"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展开的,社会的基础性意味着自主性的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则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规范和引导,这是现代法治谋划的基本场域。社会治理的法治意义及方法论价值在于确立了自治在法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简约化的法治精神,展现了自主性作为法治基本精神的重要属性。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加以勘察,则社会治理包含了一种关于平衡的法治理念,这同时意味着法治的边界意识。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契合与冲突——我国内外宪法人口制度探析

宪法人口制度是在人口活动领域中所应遵循的最高规范体系，它可以分为外在宪法人口制度和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外在宪法人口制度主要表现在宪法文本中，由与人口活动的相应条款构成；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则主要是由人们在日常人口活动中自觉遵守的习惯、习俗和伦理道德构成。外在宪法人1：7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与内在宪法人口制度由冲突达致契合的过程。通过对内外宪法人口制度的探析，追究两者冲突与契合之处，以期消弭冲突、达致契合之境。     

公共领域中民主与法治的双重涵摄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和理性思辨的主要领地,是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分离而产生的。公共领域连接着国家与社会,较好地解决了现代文明中民主与法治的冲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民主与法治在冲突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均衡。公民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其公民权的价值理性,并依靠法治的保障为人权免遭侵犯提供一个安全屏障。民主与法治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融合互相扶助,在一开一合中,达到收放自如,共同演进着人类的政治文明。     

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及解决

现代法律体制下,人权既是国内法调整的对象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调整领域,基于国际社会的主权性和人权问题的敏感性,在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与主权冲突不断.主要体现在国际法若干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也是改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人权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