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的伦理难题及其突破视角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危机根源于经济转轨、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家族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变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逻辑，文化冲突更使得变革时期的中国伦理处于阵痛之中。于是，寻找转换点便成为现代中国伦理面临的理论课题，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点；经济与伦理的转换点；法律与道德的转换点。它们构成现代伦理研究的理论前沿。现代伦理建设的基本矛盾有三方面：伦理与经济的游离；伦理对社会、对人的行为干预的无力；缺乏根源动力。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建立论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伦理制度；二是确立“德得相通”的社会与文化的伦理机制；三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伦理理念。而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建设，就成为变革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的突玻口。     

“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

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在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里，时间是一维的、向前的，人是时间的主体，人在时间的创造构成了历史和人生；“时间”“历史”“人生”是三位一体的；“今”和“新”是核心价值元素。李大钊时间观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率先提供了现代哲学诠释的“大视域”，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纯学术，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批判武器。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关于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

本文分析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差异性，从农耕经济、宗法政治。伦理型文化三大特点来研究中国政治基本问题；进而抓住民本主义和农民战争两极表现，将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归结为官民矛盾；然后从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政治价值体系上深入分析，提出了官民关系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的新观点。文章分析了政治基本问题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及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新民本主义与旧民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新时期审美观念的变革及其特征

审美观念变革是新时期以来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主要特征有，审美价值的更新，由伦理本位到多元取向；审美意识的转换；由艺术独尊到多元渗透；审美趣味的革命；由精神观照到生存实践。审美观念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大众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     

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兼评席建彬博士的新著《现代诗性小说的叙事研究》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现代小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一个重大历史的开端有着密切关系。晚清以降，国门开启，受维新变革的时代大潮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导“小说界革命”，本在宣传其政治革命的思想主张，无意推波助澜了新文学的应运而生，从此也拉开了现代小说的序幕。     

农民的发现与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新变

在20世纪30年代，因对“农民”的重识，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质，这是从政治理论到文艺实践的审美嬗递。在域外理论资源的影响下，不同党派、阶层重识农民阶级性与大众性，展现了对农民的三重发现，即：对农民被压迫阶级定位与参与社会革命可塑性的觉悟，对落后的小农意识与国民劣根性内在逻辑的洞察，以及对农民本位的审美取向与民族国家主体意识一致性的深刻认知。农民的发现不仅使“农民文学”与乡土文学、田园文艺分而论之，构成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自觉，而且也因其差异认知呈现出启蒙理性、阶级革命与世俗民间的不同价值倚重，它与传统乡土文学的互渗、交错、融合，构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流变的复杂形态。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民族与伦理实体

人类世界由诸多民族构成。民族与文化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密切的,而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可见伦理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伦理钍的共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民族伦理实体一经形成,其内在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便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并以“整个的个体”即主体的形式出现在由诸多民族伦理实体所构成的伦理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增强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自强及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并为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论中国文化的转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本身即具有文化意义，属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且，又必然引起精神文化领域的革命。反过来，精神文化的变革又引导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革。因此，改革开放实质上是文化革命的总体工程，即由传统文化（包括旧传统文化和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前，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给予文化转型以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推动，同时又迫切要求文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现代性的伦理维度与传统伦理的价值重构

求索现代性伦理乃是中国近现代遭遇偶像倒塌后出现伦理"空场"的必然结果,家庭"道德革命"可以折射出中国早期探寻伦理现代性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究其实质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再反思的过程,其本身已内在地包含了吸纳外民族优长之处的自我批判与价值取舍。因此,现代性伦理的构建与传统伦理的价值重构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得到有机的统一。当前,随着中国伦理现代性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将责任伦理纳入传统伦理的价值元素中,使之与信念伦理共同发挥作用并协调一致。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野──评西村成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野──评西村成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王桧林，朱汉国一、“革命”观念的转换与“国家”概念的提出西村氏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８０年代以来，他相继出版了《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中国民主与自由的轨迹...     

鲁迅与郭沫若文化观略论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行程艰苦卓绝、色调恢宏悲壮的变革史。在历史的行进速度,社会物质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幅度,政治军事斗争、道德伦理观念冲突的激烈程度,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的转变节奏等方面都有别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格局。这段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自我否定的心灵痛苦,也灌注着现代中国人发现自我、解放自我,走向世界历史的喜悦和憧憬。它在两条历史发展轨迹上实现着两种变革:一是社会政治变革,一是文化思想变革。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在这两种变革中分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鲁迅与郭沫若就是思想变革史上涌现出来的两位文化巨人。他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分别对人类文化,特别是东方封建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做了独到的估价,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     

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人文推动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促进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与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实现伦理与经济的新整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分析了职业伦理与生产原动力，交换伦理与经济规范力，消费伦理与经济扩展力，分配伦理与经济激发力等之间的关系，指出伦理对经济的推动，就是透过经济主体的作用，使经济的冲动获得伦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新构建

“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新构建陈文江雷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名字，一当它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联系，便产生了极不寻常的社会意义，成为这个特定时期民族精神及其价值指向的代名词。“雷锋精神”不仅包含着千百万个雷锋一样的共产主义者所追求...     

梁启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公民意识

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念 ,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梁启超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但从近代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意识的缺失正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主张通过政治变革和文化改造 ,培养一代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新国民 ,引领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