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对诗之本质及诗美境界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古代诗歌理论的丰碑,它对推动诗歌创作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诗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对诗歌的本质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倡导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同时它又主张“自然”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抑制了当时诗坛上出现的雕琢、华靡的不良倾向,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论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的性质特征及其意义

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历来被称为是一种相当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如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系铳地阐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等等);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异见,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理论。对这样两种看法笔者都不敢苟同,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拙见如下。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跨世纪基础工程——评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宋诗话全编》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特别是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盛开着灿烂的艺术之花。从《诗经》开始,优秀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的文人们便对诗歌这一形式进行了艺术的理论性研究,“诗话”这种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特有形式产生了。虽然具备“诗话”性质的论诗著作和言论很早就出现,但作为一种特有形式,是在北宋中期创立的。宋代的“诗话”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的诗话,使人目不暇接。为了全面地反映和充分汇聚这些丰硕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诗话全编》,它…     

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钟嵘《诗品》“滋味”解

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艺术审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指出诗歌不可用来说教,否则就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要有“味”,读者才能反复品味,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在钟嵘之前,也有人提到“味”的问题,最早的恐怕还是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后来是《礼记·乐记》:“一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诗经》中“兴”的美学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也是最早集中反映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经典。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因其展示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画图而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被历代盛传不衰。作为使《诗经》光彩夺目的表现手法之一的“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一、“兴”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发轫,或曰“源泉”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物感说”。一般的研究认为,“物感说”是《礼记·乐记》提出的观点,其中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很显然,这是对古代音乐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如果要溯源的     

教化与审美──也谈《论语》的诗学理论

作为一部内容庞杂、包容量极大的哲学著作，我们并没有期待孔子的《论语》会成为一部诗歌理论专论，但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我们却不得不以《论语》为奠基之作。一般认为，《论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辞达而已”说和“文质彬彬”说等。但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孔子主要是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主要是以诗歌理论为其核心。霍松林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中就认为：“《论语》里多处提到‘文’、‘文章’…     

李贺歌诗与屈原楚辞之比较

中唐杰出的年轻诗人李贺,以其诡奇怪丽的诗作,赢得了韩愈、皇甫湜等人的赞赏,后代诗论家也对其天才的诗作,十分佩服惊叹,称之为“鬼才”。李贺诗歌之所以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除了他个人的艺术素质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外,与他认真地学习古代的文学遗产有极大的关系,而对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首推《楚辞》。《楚辞》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诗人,当然也哺育了李贺,使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健康的成长。李贺曾经手不释卷地阅读《楚辞》,他在许多诗歌中都真实纪录了他酷爱《楚辞》并不时吟诵的动人情景:“《楞枷》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伤心行》)“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赠陈商》)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文学

一.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认为,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或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区别于西方艺术理论从“模仿”、“再现”到“表现”的发展程序。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     

“滋味”——有限无限的双重转化——《诗品》审美标准的再认识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提出以“滋味”为标准论诗,以“滋味”为标准评诗。其“滋味”说,继往开来,对中国诗歌理论影响深远。历代的文人学士从不同角度对“滋味”曾加以不同的阐释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独特的审美观念。今天我们研究《诗品》,应对钟嵘的“滋味”说的源流、本质及作用,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寻求钟嵘“滋味”说的底蕴。 一 “滋味”,“混沌”的审美观 “混沌”理论,是揭示事物复杂性的科学,是探讨事物有序与无序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统一的科学。“混沌”,是介于绝对混乱和绝对有序之间的过渡状态。以“混沌学”的理论考察钟嵘的“滋味说”,会惊异地发现其中竟蕴含着“混沌”理论的内核。钟嵘以形象的比喻“滋味”,道出了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审美的混沌状态。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新时期十年诗论综述

<正> 新时期诗歌的诞生一般都是从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算起,因为诗的本质、源泉、力量在那次“火山爆发”中得到了最光辉的显示。其实,它的意义更多是政治上的。要让“四五”精神转化为文学上失而复得的内质,产生出真正属于新时期诗歌的品格,不仅要等到结束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金十月之后,而且要等到解除两个“凡是”禁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是在两年以后了。作为诗的内质与品格的理论概括的诗论,也难以超越时代,走在诗的前面。因此,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这两年的时间内,诗论还只是作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给《诗刊》与1965年给陈毅同志的两封信的阐释展开的,解决的是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律问题,如“形象思维”、“比兴”、“诗味”等。讨论有成效,也有局限:大跃进民歌仍被树为诗歌楷     

“中介物象”与赋比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有诗体、表现手法、修辞格三个层次，而“赋比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并以此造成诗的“意境”，乃决定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由象求意）与表达方式（以象表意）。“象”不仅有“自然物象”，而且有在“自然物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意味的“中介物象”，把握住“中介物象”，既可弄清“比兴”的实质及三者之关系，又可更深入地理解所谓“意境”理论。     

现象学视域下的中国诗论研究——以叶燮《原诗》中的“情”为中心

叶燮《原诗》中的"情"一方面主要是指事物的情状或情态而非情感,另一方面在行文中的某些地方又同时使用"情感"之义;一方面将"情"排除出诗歌创作的主体性条件中,一方面又承认诗歌的抒情性特质,因此受到现代研究者概念含糊以及理论体系不够完备的批评。但是从现象学视角看来,叶燮对"情"的独特使用方式是因为《原诗》超越古代诗学中情理相对、情景相分的素朴二元论思维,而现代文学理论中隐含的抒情性艺术本体论和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使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恰恰遮蔽了《原诗》的这种倾向。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以超越二元论的方式重新阐释"情"以及《原诗》中的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审美本质的新思路。     

姜白石诗论之初探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被人称为“词中之圣”。这虽未免抬至过高,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略见一斑。不仅如此,姜夔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诗说》三十则和诗序,是他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起来的诗歌理论,虽然有些提法,不免有点玄乎,但毕竟是作者甘苦之言,所以“多精     

“比兴”说发微

<正>"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重要传统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讨论多有发明,渐趋深入。本文试图就"比兴"说发展的线索、原因及其在古代文学理论中所具有的价值,探讨一下它和古代现实主义的联系。 "比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必大师……教六诗:曰风,日赋,曰比,日兴,曰雅,曰颂。"汉人《毛诗序》亦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日赋,三曰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烦。"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疏日:"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成形。用彼三     

白居易中和美思想简论

在唐代诗坛上,白居易自觉地继承“诗经”、“汉乐府”、子美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在诗歌美学理论方面,他明确地倡导诗歌创作要表现人民的疾苦;强调了感情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和美”的诗歌美学理论。从白居易的美学思想来看,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取道、释以构成其诗歌美学理论的。所谓“中和美”也正是如此。它是中庸思想在审美领域里的运用,始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后来发展成为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原则,即“温柔敦厚”(《礼记·正义》)的诗教。中经思孟学派至董仲舒而走向玄秘化。白氏则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和老庄及荀子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兼取了释教中“无情有性”的自然泛神论思想;提倡有灵气、灵性(气势、生命力)的创作;从而在审美诸方面,构成其新的“中和美”的思想,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本文拟就白氏的“中和美”作些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二十四诗品》批评模式的"诗性"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二十四诗品》是一部以诗歌形式呈现出来的诗歌理论著作。其“诗化”的批评方式不仅体现在其外在形式的诗歌化,更体现在其理论文本内在批评理路的诗歌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家大多从西化的理论模式出发,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二十四诗品》,其实恰好掩盖了其批评模式的“诗化”色彩。而通过彰显《二十四诗品》批评模式的“诗性”特征,则可以揭示出这种批评模式在推动我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积极对话方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