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

"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国民精神重塑的百年追思

中国最早于１９世纪末提出国民精神重塑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抓住提高国民素质的两大关键性问题──科学与民主,然而由于其新思想是“舶来品”,与民众的思想观念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效果。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又对农民身上的封建文化因素作某些体让。所以,中国民众始终未受现代性的陶冶与训练。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科学与民主的普及与提升的工作。当前,重点是培育国民的科学精神;不但要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来实现,而且要作为培育人的独立性人格的价值目标来实现。同时要认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长期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一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较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建设目标在富强、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民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推进民主化进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政治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呼吁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来自参与扩大后所带来的困惑。政治学研究表明,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参与的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化与之同步发展,往往会带来混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问题

新闻专业主义传入中国时间较晚,是在中国民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仅受西方新闻业发展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及时代要求的映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必须以中国化为前提,必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文化内涵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均要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社会责任与文化价值追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叙事手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上高于新闻专业主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改造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途径,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对促进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