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定的几点考证

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是一个过程.长征开始时是主张突围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黎平会议提出了建立黔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遵义会议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榜罗镇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战略述论

<正>一、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是长征后期党中央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提出了北上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与此计划关系至为密切的一个环节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援,以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当时把红军靠近苏联、外蒙称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的思想,最早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于1934年9月在致党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来的.他们建议创建西北苏区,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这一思想被党中央接受,后来发展成长征后期党中央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在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①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地点新考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什么地方会师?至今说法不一。其中以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之说较为流行。但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中央红军(当时叫陕甘支队,亦叫一方面军或一、三军团)和陕北红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刚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亦叫西北红军)的会师,应是两     

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国内外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很多集中于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于深化。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开路先锋,显著增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力量,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陕北安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其他红军队伍相比,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具有鲜明的特点,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奇迹。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试析陕甘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红军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万里转战,最后云集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站稳了脚根。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分析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英明的战略决策、卓越的指挥艺术,都有一定帮助。 一、陕甘根据地本身的存在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政治条件。     

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举行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改向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大的事件,成为我军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开始。过去,人们误以为这个战略转变是在通道决定的。有的党史研究文章就误把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年》一文中所说的“飞行会议”①(以下简称飞行会议)当作通     

论红军西征及其统战工作的侧重点

红军西征是有别于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重大战略行动。面对复杂、险恶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筹帷幄,指导红军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及广大回汉群众的统战工作,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就此开拓了甘肃、宁夏的革命新局面,不但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成功地将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     

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由红二、六军团建立起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革命处于低潮,红军突围长征的生死关头发展起来的一块新苏区。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在长江南岸与川陕根据地相呼应,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从敌人的侧后方威胁其反动统治,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本文根据史实,论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准备时期、初创时期、形成和发展时期,直至战略转移放弃这块苏区的两年多的历史过程。一、准备时期     

红军时期的骑兵部队有哪些?

红军时期最早的骑兵部队,是出现在陕北的红26军。1932年12月24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变为红26军第2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杜衡自任红26军政委兼2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2团团长,刘志丹因受“左”倾路线的排挤,任团政治处主任.红2团下辖骑兵     

遵义会议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目前,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以<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和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等文献的记载为根据,认为遵义会议没有改变我党的政治路线.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通过对遵义会议前后现存的大量史料和红军在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实践中的政策和策略,进行全面、深入考察,认为遵义会议不仅转变了党的军事路线,而且也转变了党的政治路线.     

遵义会议后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区创建并留下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保护了红军长征在云贵川三省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而他们血战到底、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去克服困难。今天,在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的同时,回顾这一段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二月八日,扎西会议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里进一步说明,“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创造新苏区。二月十六日发表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试论党中央“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思想的形成

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子长征途中,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而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本文试图将党中央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略作探讨,敬请同志们教正。(一) 进入甘肃以前,党中央在制定川陕甘战略计划时,开始将陕甘苏区作为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下,中央红军回师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特质和历史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的白区组织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并直接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战略性大转移.在南方根据地尽失的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与陕北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能够主动抵制和努力克服“左”右倾错误给根据地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既有地域上的优势,也在武装斗争的战略和斗争形式上以及根据地的建设上创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独特做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自觉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硕果仅存”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红军长征中根据地建立计划的演变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最后选择在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特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称.它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接壤地区,北起长城,南至关中北部的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其中包括陕西省的府谷、神木、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横山、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安塞、安定(今子长)、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宜川、富县、中部、宜君、同官(今铜川)、耀县、旬邑、三水;甘肃省的宁县、合水、庆阳、环县.曾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期创立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从而使陕甘边和陕北二块革命根据地达到完全统一.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创建的,但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的过程中却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其它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论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中国工农红军的各路军队为冲破敌人“围剿”,自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先后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的索尔兹伯里在考察了红军长征史实之后,说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从红军一九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许多同志认为只有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等三十名左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通常人们所说的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只包括了参加一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女红军,而未包括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据《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参加二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至少有18名。她们是:李贞、戚元德、阵宗英、蹇先任、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

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发动“川陕会剿”,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根据地内的妄想,牵制了四川军阀的部分实力,策应了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境运动穿插,向金沙江挺进。渡江战役的胜利,表明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英勇顽强,坚决奋战,对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体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支援红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