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道”——论先秦儒家之思想结构及以“学”为开端的意义

从《论语》、《孟子》和《荀子》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骨干）的思想结构为＂学、政、道＂三位一体,其中最关键的是＂学＂在这个思想结构中的开端地位。儒家以学的方式保存和重建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学的眼光去打量世界。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

《红楼梦》评点自脂砚斋以来一直是受到《红楼梦》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当代《红楼梦》评点影响最大的当属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四家评＂,＂四家评＂正广为流传,并受到《红楼梦》读者的喜爱。＂四家评＂不仅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小说评点尤其是《红楼梦》评点理论品格的自我提升,并且有益于当代文艺鉴赏学的建设。     

“物”无达诂:物象的理解与阐释——《物的意义》撷微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提倡把物质文化看作一种存在着多种读法的文本,这有其现代阐释学背景。在《物的意义》中,伊恩·霍德认为可以从情境、结构、行为者能动性等三个方面来考察物的意义。在中国本土物象的理解和阐释上,在调和科学实证和人文阐释矛盾这一话题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可以与四重证据法互为对话。     

“君子”之“学”与人伦场域——论《论语·学而》的思想主题及伦理价值

《论语·学而》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学而》中有很多思想议题,各思想议题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用“君子”之“学”把各章的思想串联起来。“君子”是在人伦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学”成长的,通过“学”成就的“君子”不仅具有人格的独立性,还保持了趋向于自我完善的超越性。“君子”是人伦的典范,促进了人伦关系的优化。人伦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场域。“学”丰富了这一场域的意义内涵,从而以君子的人格撑开人伦而成圆道。“君子”在自我成道成德中促进他人成道成德,个体通过“崇德”深化人伦关系的伦理意义,并以个体成道成德为价值归宿。圆满的人伦场域与圆满的个体人生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达成一致,则可以说此为最高境界的圆满的善。     

瞿秋白咏梅词精神及其词学接受意义发微——兼与陆游、毛泽东咏梅词之比较

陆游《卜算子·咏梅》词的接受史程中,与其精神脉承之佳作,甚具代表、别有深意的当推瞿秋白与毛泽东同词牌、同题目之咏梅词。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同题咏梅,异代心声,灵犀相通,各具神韵。在这三位诗人的咏梅词作中,瞿秋白的《卜算子·咏梅》在词心的抒发、精神的展示、境界的提升、艺术的创新诸方面,皆具承前启后的津梁作用。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论语》之阐释方法比较——李泽厚之“读”与郝大维、安乐哲之“思”

本文主要就李泽厚所著的《〈论语〉今读》与郝大维、安乐哲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两部著作的比较阅读,分析中西不同学者在对同一著作《论语》解读过程中分别呈现出的不同立意、不同强调以及不同的结构方法来进一步比较中西学者不同的审美,进而分析其不同的实质及其根源。     

吃惊、突变和命运的“怪圈”——《法尼娜·法尼尼》的结构艺术魅力

《法尼娜·法尼尼》悲剧命运所形成的逻辑“怪圈”深蕴人生哲理，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震撼力量。     

“与幽灵协商”——《别名格雷斯》中的历史重构

在表现“过去寓于现在”的后现代历史观中,文论家们提出了幽灵说.幽灵的游荡消解了时间的共时化,模拗了过去与现在的界线,从而创造了一个亦此亦彼的空间.借助幽灵的这种隐喻力量以及解构二元化的可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中构建了一个介乎虚构与真实间的小说空间,通过探究女性个体及群体作为幽灵他者的地位,再现了那些曾被压抑、遗忘的个人历史和群体记忆.通过将幽灵个体与女性叙事相结合,阿特伍德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使历史一统化叙事让位于多重的历史建构,形成女性视角下的历史重构.     

现代性铁笼中“生活与艺术的乌托邦”——读《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

波希米亚是一个当代文化时尚中颇为吸引眼球的词汇,卫华博士于浙江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深入探讨了这样一个舶来词和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起源、概念发生和精神谱系。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波希米亚"文化现象的学术专著,对于我们深刻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波希米亚文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凭藉。     

再探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及其它——与闻学峰先生商榷

对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的认识历来颇多分歧.闻学峰的《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一文通过史料爬梳与考证,将胡适定位为《现代评论》的“撰稿人”,并进而认为“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对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这一判断,以及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对于《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现代评论》的政治姿态的阐发有值得商榷之处.     

悲剧与色彩的碰撞：丁尼生《女郎夏洛特》中的“艺格符换”

著名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亚瑟王传说是西方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丁尼生诗作《女郎夏洛特》正是以其为蓝本所书写的。有关该诗作的批评研究并不多,且集中在女性主义、互文性和伦理观等,在探讨其跨艺术价值上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本文从跨艺术诗学的视角着手,运用美学中关于悲剧和色彩的知识研究诗作和与之相关的美术作品之间的往来与互动,剖析不同艺术媒介间的“艺格符换”给予读者/观者多层次解读与多重审美体验。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众说纷纭下的一种坚持——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偏见”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偏见"历来是其遭受褒贬的焦点所在.一方面,该书浸润在西方新批评理论中的文本解读呈现出很多与众不同的论断,一度因为其理论立场与政治倾向等问题颇受国内批评家的指摘.另一方面,褒奖者又认为它是现代文学的拓荒巨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始作俑者.时至今日,从编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艺术审美和道德批评为标准的所谓"偏见"恰恰体现了一种充满独特个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夏志清对其"偏见"的坚持表现出充分的学术自信,使得该书获得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异化文学”群体中的个体——论《老光棍勃鲁姆菲尔德》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

通过对短篇小说《老光棍勃鲁姆菲尔德》的分析 ,说明它的思想意义与艺术品格都体现了卡夫卡“异化文学”的总体特质———运用现代艺术形式来表现异化感     

关于《现代汉语（增订四版）》语音部分的若干问题——与“增订三版”相比较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以下简称"四版")对增订三版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在"第二章语音"部分.四版在三版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增、删、改的工作.这样的修订使教材本身更加完善.对教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将从教学出发,探讨四版在"语音"部分还可以做哪些改进.为将来的改版提出一些建议.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大同社会”背后的帝国心态与殖民意识——骚塞长诗《麦多克》中的主人公身份转换解读

威尔士王子麦多克在长诗《麦多克》中的身份转换深深折射出诗人骚塞的帝国主义意识。麦多克从美洲大陆的陌生来客到部落首领,最后成为"唯一的领主",身份变化与其登陆美洲,占领攫取土地、采取武力征服和文化同化本土部落政策、继而对其进行殖民统治的步伐相一致。借长诗中麦多克在美洲大陆身份转换的叙述,骚塞隐藏于"大同社会"构想背后的帝国优越意识和帝国殖民主义意识在占领土地、武力征服和文化同化本土居民的统治过程中渐次彰显。     

“孤灯挑尽”:宫禁习俗、艺术渲染和人性意义——读白居易《长恨歌》札记

白居易《长恨歌》中孤灯挑尽的艺术意象,蕴含着无尽的人生况味和历史沧桑,在广大读者心中唤起了生动的艺术联想和深厚的情感共鸣。艺术意象与历史事实不可等量齐观,唐代宫禁中曾有以灯照明的习俗,但孤灯挑尽的细节描绘和意象构成,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超脱而跳宕的想象力,以起到强化诗篇情绪、烘托艺术氛围的审美作用。白居易所同情和叹惋的,并非仅是存在于具体历史生活中的特定人物,而是人生命运的变幻无常,以及连帝王也无从逃避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一富于人性意义的精神主题引导下,诗篇以其描绘的细腻、刻画的逼真、结构的宏大、情韵的婉转,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