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排放许可与交易的生产优化

本文旨在研究排放许可与交易机制对排放依赖性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生产商可通过三种渠道获得排放许可:政府配额、市场交易和净化处理,并在不同渠道间取得平衡。本文分析了净化处理成本的特点,分别对确定净化水平与可控净化水平情况展开讨论,建立企业生产优化模型,得到了有排放限额下的最优生产策略。通过分析模型,得到了优先选择净化处理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存在净化空间";此外还证实了最优策略的唯一存在性。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说明了本文模型的应用,并采用灵敏度分析对参数影响加以分析。     

基于B-S期权定价模型的V2G备用合约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V2G备用市场的风险中性交易特点及实践中常用的“保底收购,随行就市”合约价格机制,构建了电网公司实施期权进行套期保值前后的电动汽车用户电量预留决策模型,并对比分析了Stackelberg博弈和合作博弈下渠道双方的反馈均衡策略与最优收益。研究结果表明：仅简单地采用市场保护性的合约价格机制,将使得V2G备用市场的交易风险完全由电网公司来承担,从而无法防止其在市场行情不好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此基础上,电网公司选择购买期权以规避由V2G备用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分散决策时的均衡收益小于集中决策最优收益。为此,进一步引入“B-S期权定价+预留协作+保证金”契约机制使得合作系统达到完美协调,且渠道双方的期望收益都得到Pareto改进,并给出了均衡时的V2G备用预留协作系数、交易保证金以及合约电价之间满足的解析关系。算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与理论分析的可行性。     

顾客有限“碳行为”偏好对选址-路径-库存联合优化的影响

针对考虑顾客有限“碳行为”偏好的选址-路径-库存联合优化问题,引入环保度系数作为碳排放量的特征向量,在低碳产品加价率存在的情况下,刻画了顾客有限“碳行为”偏好和市场逆需求系数对低碳产品需求量的影响,构建了选址-路径-库存系统中考虑有“碳行为”偏好的联合优化模型,并分析了顾客行为偏好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使用基于NNC的多目标求解方法,对考虑成本和碳排放的双目标问题进行处理并得到一组Pareto解集,数值实验证明了产品环保度、顾客有限“碳行为”偏好对企业运作方案和收益水平的影响。     

配额——交易机制下动态批量生产和减排投资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碳排放约束下逐步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中长期约束性目标。本文在一个多周期决策模型中研究了配额-交易机制下企业的最优动态批量生产、碳排放权交易和减排投资联合决策问题。生产商在整个决策周期期初决定是否进行减排投资以及投资规模,根据每个周期的生产计划决定减排设备的运行计划。根据节能减排技术的特点,本文假设生产商运行减排设备时不仅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碳排放量,而且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本文基于广义Benders分解法对模型进行了最优性分析,得到了最优生产决策和最优减排投资决策的一些基本性质,并通过数值实验分析了碳排放配额和碳排放权价格对生产商总成本、总排放以及减排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的数值实验分析结果发现:(1)当碳交易市场上的碳排放权充足时,减少碳排放配额或改变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影响生产商的碳排放水平;(2)碳排放权价格是影响生产商的碳排放水平和减排投资规模的关键因素;(3)随着碳排放权价格的上升,即使拥有足够的碳排放配额,生产商仍会不断提高减排投资规模以获得减排收益。研究结果对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生产企业进行减排技术投资具有较强的管理启示。     

我国农村土地间接流转供应链联盟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基于“对称互惠共生”视角

利益分配是供应链联盟的一个共同而关键的问题,制订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对供应链联盟的成功运作无疑是重要的。本文从“对称互惠共生”的视角,按照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利益的原则,首先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确定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贡献率,然后,对人力资本要素（劳动）建立相应的博弈模型并给出了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最优分配解,而对于非人力资本要素则按其投入比例进行分配,最后,通过算例求解得到了农户、中介组织和种植企业在土地流转中获得的最优综合分配额。本文研究结果不仅对农村土地间接流转,而且对其他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也具有指导意义。     

“3Q”大战背景下的软件持续使用研究：基于修订的“期望-确认”模型

本研究以“3Q”大战为背景,以“期望-确认”理论为基础,以QQ软件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软件持续使用研究,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存在外部影响的情况下,软件持续使用的机理。研究融合了信息系统采纳研究的思想,加入了“态度”变量,修订了“期望-确认”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对研究模型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修订的“期望-确认”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软件持续使用现象。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确立了修订的“期望-确认”模型的合理性,并初步厘清了“期望-确认”理论和以信息系统采纳为基础开展的拓展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证实了用户持续使用软件的2种机制;研究的实践价值体现在从用户的角度解读“3Q”大战的带来的管理经验：恰当管理用户期望、注重用户使用软件的体验。     

投资偏好与“特质波动率之谜”——以中国股票市场A股为研究对象

与价格走势平平的股票相比,投资者更愿意选择过去价格变化幅度较大的股票。这种投资偏好是否是产生“特质波动率之谜”的原因呢？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A股为研究对象,首先验证中国股票市场“特质波动率之谜”的存在性。随后组合分析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分析发现,价格极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但不能完全解释“特质波动率之谜”。横截面回归结果表明,在价格极差、最大日收益率、换手率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特质波动率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不再显著。由此,对某些特殊股票的投资偏好可能是产生“特质波动率之谜”的主要原因。     

基于风险效益均衡的发电侧碳排放权交易差价合约谈判模型

在由排放配额价格所引发的发电侧碳交易所和独立发电企业之间的排放权交易矛盾仍未解决的情况下,从理论方面引入排放权交易差价合约来规避发电企业的市场力并稳定排放配额价格。在此背景下,对考虑差价合约的排放权交易模式下碳交易所与发电企业的利润风险、经济效益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二者之间合约谈判风险效益均衡模型,并给出了模型最优参数的求解程序,从而促进排放权供应与电能生产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型交易机制的形成。数值仿真与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可以有效规避发电侧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且谈判双方面临的交易风险均与差价合约初始有效报价区间长度负相关。     

基于指令执行延迟的最优交易策略

已有关于最优交易策略的研究尚未注意指令执行延迟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面对指令执行延迟约束的机构投资者对大额买卖指令进行拆分时所采取的最优策略及其数学性质,并对影响交易策略的各参数敏感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指令执行延迟导致机构的交易策略向后倾斜,而非均匀的拆分策略,且市场流动性和深度、拆分程度、风险厌恶程度、“价格误估”程度均影响执行延迟所导致的流动性成本。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产品异质条件下排污权交易市场支配力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

日趋臻显的行业细分趋势和显著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特点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内不存在显著的产品竞争。鉴于此,在产品异质条件下,通过考虑产成品市场与排污权交易市场之间的关联影响,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社会最优的排污权配置状态;进而,构建了主导企业与从属企业之间的主从博弈模型,通过分析特定排污权市场价格下从属企业的最优行为特征,深入剖析了主导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支配力对系统均衡的影响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别是,为了获取更大的额外收益,主导企业存在作为卖家时选择"溢价"与作为买家时"抑价"两种排污权价格操纵形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系统均衡与社会最优配置状态的偏离,而从属企业却会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初始排污权禀赋是影响主导企业最优决策的重要因素。最后,通过量化分析对结论进行了验证,并细致展现了主导企业产污系数和治污成本等变动对系统均衡的影响。     

火力发电企业离散决策及其对碳排放权价格影响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于参与减排企业,如何制定合理的减排决策从而降低减排成本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有效市场下,参与减排企业的边际成本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价格的走势。以往研究大多基于连续时间模型,运用动态优化原理解决此类问题。而事实上,企业的决策过程是离散的,这是由于碳排放权不能跨期交易,如果简单连续化会使得企业有过度减排的可能,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本文以电力企业为例,运用动态优化方法,建立电力企业的离散减排决策模型,从而得出企业的最优边际减排成本,为政府调控碳排放权市场提供理论指导。为了验证模型,本文采用深圳碳排放权的相关实际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企业做出离散减排决策时,企业的减排成本及边际减排成本与初始排放量、配额、单位惩罚成本、减排决策次数等因素相关。企业的离散决策会使得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波动加大,进而可能引起碳排放权市场的动荡,但企业的离散决策更有利于企业完成减排任务。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基于碳配额交易和减排技术的供应链策略选择

本文以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和一个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碳配额与交易机制和碳减排技术投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等因素下的供应链策略选择问题。若政府制定的碳配额不足以满足目标生产,制造商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或采用碳减排技术、或两者结合,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采用报童模型,针对制造商的几种策略建立了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模型。研究发现,对于制造商来说,碳减排技术和购买额外碳排放权相结合的策略一直是最优的;碳交易使制造商的碳排放总量上升,政府应该谨慎推行;通过制定适当的碳配额,政府可激励企业投资碳减排技术,从而降低碳排放总量并提高经济效益。     

碳市场中市场势力对减排技术采用的影响

碳市场是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的重要市场工具。本文研究了当企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时,碳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对低碳减排技术采用与扩散的影响。我们将异质性企业刻画引入Reinganum提出的技术采用模型框架,构建了碳交易背景下的异质性企业策略性技术采用博弈模型。模型中企业需要同时考虑采用新减排技术的效益和成本,以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性行为,从而确定采用新技术的最佳时间。理论分析与仿真结果表明,有市场势力的情况下,企业都将推迟采用新的低碳减排技术。而且当产品需求与弹性较小时,它将导致更晚的技术扩散。本文研究结论为碳市场推进低碳减排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和优化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依据,有力推动中国绿色低碳转型。     

碳排放约束下供应链的碳交易模型研究

基于EOQ模型,假设碳交易市场中存在一个零售商和一个供应商,并以该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建立包含减排投资在内的碳交易模型,严格限定企业碳配额上下限,对不同碳配额下企业之间碳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讨论。研究表明,控制碳配额在企业碳排放最优和成本最优时的碳排放区间内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投资减排,在一定的碳交易价格之下,上下游企业碳配额余量乘积为负是保证碳交易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而碳价格并不影响供应链成本和碳排放。通过算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交易价格对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影响,最后在碳配额范围内得到了最优碳配额和交易价格。     

碳配额交易政策下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两阶段供应链协调

历史强度下降法分配碳配额随时间和产量变化而变化,产品生产成本、销售价格等参数随之发生变化,碳配额交易政策下实现两阶段供应链协调成为制造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市场特性及碳配额阶梯状降低的特点,将产品销售周期分为两个阶段,通过构建两阶段的集中式决策系统模型和收益共享契约下分散式决策系统模型,分析碳配额交易政策下供应链最优订购量决策和最优碳减排决策,证明收益共享契约可以通过调整零售商的订购量达到集中决策下的最优订购量实现两阶段供应链协调,设置较低的收益共享契约参数将会更有利于制造商降低批发价格,主动进行碳减排投入。算例分析验证结论有效性,并发现供应链企业间设置较低的收益共享比例更有利于企业减排;企业碳减排决策应考虑未来减排投入成本,在保证供应链效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在前期进行减排投入;历史强度下降法有利于促使企业主动减排,政府制定碳配额下降幅度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