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下双代理人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具有多个代理人的机制设计问题通常讨论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且假设代理人的行为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和代理人的偏好只追求自己收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的收益。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多个代理人之间可能合作的现象,并且代理人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和采用公平偏好。本文考虑人的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下,探讨信息不对称下具有公平偏好的双代理人选择竞争或合作行为时的委托代理问题。给出了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提出了代理人选择合作后的分配方式以及分析了人的情感因素和公平偏好对信息租金的影响。在不同偏好下得到如下结论:(1)代理人选择竞争时均有更大的最优努力水平。(2)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会随着公平偏好而发生改变。(3)竞争系数、单位产出带来的收入、自豪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大;嫉妒强度、同情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小。(4)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将促进代理人合作。研究结论可以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中委托人需要激励代理人去竞争或合作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     

公平偏好与锦标激励

行为合约理论认为代理人具有公平偏好,会关注自己的物质收益与他人相比是否公平,因而试图建立包含公平偏好的最优激励合约.在锦标激励中,这种公平偏好一方面是由于参与约束效应会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激励相容约束效应提高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参与约束效应占主导作用,在最优的锦标激励制度下公平偏好会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水平.因此积极识别员工的公平偏好对企业制定恰当的锦标激励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代理与独家代理的激励效率比较研究

比较分析了共同代理和独家代理两种代理模式的激励效率.通过两个委托人面对同一个代理人的多任务代理模型分析与两个委托人分别面对自己的代理人的代理模型分析,研究任务相关性对共同代理与独家代理选择的影响.通过代理人对不同任务的努力程度、委托人收益和激励效率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相对容易完成的任务激励效率较高;而相对难以完成的任务之委托人更偏向于选择共同代理;相对容易完成的任务之委托人,其对代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任务的互补程度.并将基本结论应用于研究型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实践中.     

代理人自利行为下的最优激励契约

在线性契约委托代理框架中引入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主要从隐藏收益和在职消费两种自利行为视角分析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对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和数值分析发现,代理人隐藏、转移收益自利行为降低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代理人在职消费自利行为提高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说明代理人不同自利行为下,委托人提供的最优激励契约是不同的.从代理人的最优努力程度来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自身的努力水平.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企业薪酬激励制度背景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可能表现为一种自我激励机制.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目前薪酬激励扭曲的后果和未来薪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不同风险偏好的过度自信代理人薪酬合同设计

本文将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纳入到经典委托代理框架,从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努力-产出不确定性、努力可观测性、保留效用几个角度,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委托代理情景,分别分析了委托人提供不同形式合同、代理人付出不同努力水平时他们的期望效用,从而考察在各种情景下委托人应怎样为不同类型代理人设计薪酬合同,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以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决策组合的帕雷托最优.结果表明,对不同过度自信程度及风险偏好的代理人,委托人提供的合同形式大不相同.这不仅从行为的角度拓展了经典委托代理框架,而且为委托人设计薪酬合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上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业绩相关性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委托人通过可观测到的业绩指标来决定高管人员的薪酬,从而激励高管人员为公司所做的贡献,避免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下同)薪酬的构成受当地生活水平影响较大,本文为消除这一差异,选取同属上海地区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为研究对象,以2010年年报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高管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此检验上海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的效果,并提出相应的薪酬激励机制。     

道德风险模型中代理人公平敏感性对契约影响

在传统的道德风险模型中引入公平偏好同时糅合公平敏感性,通过公平敏感性系数刻画代理人对公平理解的差异性.以这类引入了代理人公平偏好及公平敏感性系数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委托代理契约的设计方法并分析公平敏感性对契约结构及代理人最优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完全信息下委托人设计的契约只需支付与公平敏感性系数正相关的固定支付;在努力水平不可观察时,当公平敏感性系数大到一定程度时,委托人会通过调节固定支付消除不公平的存在;而当公平敏感性系数也不可观察时,委托人则根据期望公平敏感系数做决策.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反而表现出逆势上升的趋势。本文针对当前高管薪酬现状，着重分析了当前高管薪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对完善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的模式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当前国企高管薪酬机制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时间偏好不一致委托代理问题的优化与决策

现有讨论委托代理问题涉及将不同时点收益和成本折现时,几乎毫无例外的选择唯一能代表时间偏好一致的折现函数—指数折现.本文放松时间偏好一致这一假设,选择能反映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准双曲折现函数一ββδ作为代理人折现函数,分析收益由努力程度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代理人的成本和收益发生在不同时点时,委托人如何制定激励合同使得代理人努力工作且委托人获得最大利润.研究发现,最优合同与代理人的现期偏好参数β和对未来现期偏好参数的认知β有关,委托人从时间偏好一致的代理人获取的利润高于时间偏好不一致的代理人,从悲观部分幼稚型获取利润小于成熟型,但从成熟型和乐观部分幼稚型获取的利润相同.     

基于不公平厌恶或地位追求的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研究

本文首先从创新顾客的公平偏好程度、薪酬合同类型（最优激励系数）与激励机制效果的关系入手,引入公平偏好理论（不公平厌恶和地位追求）、相对绩效评估（RPE）和参与成本要素,构建顾客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激励模型;其次,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探讨分析各类薪酬合同中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并确定企业采用的创新顾客最优薪酬合同类型。研究发现：在同一薪酬合同下,创新顾客愈不在意其参与成本的投入,该合同的激励效果愈积极;关于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的选择,意味着求解一个三方面权衡,包括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公平偏好的激励效果;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低的创新顾客,企业可采用相对绩效合同,例如锦标竞争合同;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高的创新顾客,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高时,可采用团队报酬合同,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低时,可采用完美团队合同。     

基于公平心理的报酬契约设计及代理成本分析

针对标准契约理论在设计报酬契约时忽略了公平心理因素这一问题,本研究以行为契约理论为工具.设计了引入公平心理之后的最优报酬契约,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平心理对激励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公平心理较弱时,最优报酬契约是团队相对主义契约,其中公平心理会导致公平租金和公平风险补偿两种激励效率损失;公平心理较弱时,最优报酬契约是团队平均主义契约,其中公平心理只会导致公平风险补偿一种激励效率损失.这些研究结论对企业设计报酬契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比如企业应该对公平心理强弱不同的员工设计和提供不同结构形式的报酬契约.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委托-代理模型都是建立在代理人纯粹自利假设基础上的,本文将公平偏好理论融入传统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委托人雇佣公平偏好代理人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因素改变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许多结论,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仅是本文所建立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报酬契约模型设计与分析

传统报酬契约的机制设计以委托代理模型为依据,并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加以分析、讨论。实证研究认为,委托代理模型中决策者的行为偏好更符合累积前景理论假设,即委托人与代理人均会依据不同预期收益呈现相应的风险偏好,并对收益的概率估计赋以非线性的决策权重。本文引入累积前景理论重构报酬契约模型,通过构建价值函数、决策权重函数,设置参照点,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均无明显风险偏好表征下的决策行为。模型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为0的情况下,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与自身风险态度系数或决策权重系数无关;在信息透明情形下,委托人制定的最优利润分享系数,完全由自身的风险态度系数与决策权重系数决定。据此,本文提出系列激励机制优化对策。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机制优化设计

本文对任务之间存在可替代性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激励机制优化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对相对激励强度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表明,委托人对于重要性高的任务的激励力度应高于重要性低的任务的激励力度;同时,委托人对于不确定性较低任务的激励力度也应大于不确定性较高任务的激励力度;而随着两任务可替代性的增强,这种较高的激励力度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理论模型和实验研究

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 根据主次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同作用, 建立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并利用实验数据对模型结果进行实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当代理人为次委托人付出的努力水平对主委托人存在外部性时, 主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性报酬和代理人为主委托人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都将高于单一委托人条件下的情况;当代理人为次委托人付出的努力水平对主委托人存在正(负)外部性时, 主委托人获得的预期收益将大于(小于)其在单一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收益;代理人在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总收益将高于其在单一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总收益。论文基于主次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拓展和深化了传统委托-代理理论。     

工程质量优化的承包商群体激励效率演化分析

针对业主与多标段承包商群体的一对多结构,考虑业主如何通过单价合同与收益共享合同所组成的菜单合同模式对承包商群体进行激励以优化工程质量。本文构建了单阶段群体激励模型以及考虑承包商个体存在公平感知的多阶段群体激励模型,通过计算实验方法探讨不同报酬结构下的激励效率及其演化。研究表明:业主实行同一报酬结构在多阶段工程建设中难以维持高效率;单阶段激励中较好的报酬结构并不适用于多阶段激励过程;个体的公平感知对激励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报酬结构中针对不同质量标准的激励力度均会对激励效率产生影响,仅针对单一激励力度进行调整或忽视激励力度间的协同均不能实现较好的激励效果。     

买方抗衡势力下双渠道促销合作微分博弈研究

在企业多周期连续促销背景下,假设需求受上下游企业促销努力水平、产品商誉和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共同影响,考虑产品商誉和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动态变化,构建双渠道模式制造商和零售商线上线下联合促销的四种微分博弈模型,以解决供应链上企业的促销决策问题。结果表明,两阶段补偿契约提高了零售商促销的积极性,实现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帕累托改进,在买方抗衡势力的作用下,制造商将进一步提高促销成本分担比例使得零售商达到集中决策下的最优促销努力水平,但该契约对制造商促销努力激励不足。为此,进一步设计两阶段成本分担契约以实现同时激励上下游企业的促销努力,无论买方抗衡势力如何变化该契约都不会造成上下游企业的决策偏离,实现供应链完美协调。     

Moral Hazard Contracting and Private Credit Marke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redit markets on optimal contracting, when the agent's “interim preference” over upcoming contracts is private information because personal financial decisions affect it via the wealth effect. The main result is a severe loss of incentive provision: equilibrium contracts invariably cause the agent to shirk (i.e., exert minimal effort) if the agent's private financial decision precedes moral hazard contracting. The basic intuition is that committing on another private variable, other than the effort level, exposes the parties to further exploitation of efficient risk‐sharing by relaxing the incentive constraint that was binding ex ante, unless the risk‐sharing was fully efficient to begin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