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对《左传》传播的效应

战国诸子对《左传》的传播处于《左传》传播史的早期阶段,诸子根据论说需要,对《左传》有选择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征引与改编,这种改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左传》不同程度的传播,成为《左传》传播史上不可忽视的元素,并对汉代的《左传》的多层面传播有所限制。     

战国诸子对《左传》的传播

战国诸子大量征引《左传》,据此可探求《左传》传播初期的状况、共有的历史文化主题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     

刘师培前期论《左氏》学

本文在于阐述刘师培前期研究《左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以“问题”为中心，从三个层次梳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学术成果；一、先秦诸子述《左传》；二、《左氏》学行于西汉；三、《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最后概述刘师培治《左氏》的学术方法以及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战国时期鲁史钩沉

<正> 一部《春秋》使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左传》的作者又补续了十余年,详备的鲁史便截止到了战国之初(前468)。战国时期的鲁史《史记》中仅存梗概,且缺略、讹误甚多,《鲁周公世家》与《六国年表》等有关部分多互相矛盾。究其原因,诚如司马迁所说:“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他只好依《秦记》及诸子传闻叙写战国史事。后世学者考订战国历史多注重战国七雄,于鲁史不甚留意。独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与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二书略有涉及,此外有关论述不多。钱、童二氏于鲁史多有创见,但没有系统地予以勾勒,而且两家的论证也多有不同之处。本文不揣谫陋,意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

我国散文源远流长,远在殷商的《尚书》,可谓散文之始。然其勃起,还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采集前史,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战国策》则记当世之事,保留了大量的战国策士言论;诸子散文,更是蔚为大观。探其原因,一是:时政衰微,礼崩乐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诸子学说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

诸子学说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黄朴民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突出的成就。这既表现为《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吴越春秋》词语校释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著,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此书主要依据《左传》、《国语》,《史记》等历史文献,采入东汉时吴越地区的民间传说和杂歌谣谚,敷演而成。本书旧有元人徐天祜音注,便利阅读。清人俞樾《诸子平议》、近人金其源《读书管见》,均辟专章校释,时有精义。笔者研读是书(据元大德刊本),对其中若干词语,稍事探索,随手札     

元杂剧与明传奇比较研究——以《晋陶母剪发待宾》和《运甓记》为例

戏曲的改编传播是《世说新语》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现存的以“陶母教子”为题材改编的戏曲主要有元代秦简夫的杂剧《晋陶母剪发待宾》和明代无名氏的传奇《运甓记》,本文主要从两剧的主题、情节、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解读两剧在艺术上的不同之处及其所折射的时代特色。     

再论《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春秋左传注》对《左传会笺》借鉴的方式是:有所增补、择为一说、提出异说、参稽比勘。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见《春秋左传注》与《左传会笺》等旧注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和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提供别一种角度。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夏代中兴史的史料批判及其《左传》文本的形成

对《左传》文本进行史料批判,可知《襄公四年》的史源有三:晋史官所记的魏绛言和戎、有穷兴亡的夏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其编撰者至少有三人:和戎部分的编撰者、谏田部分的编撰者,混合两部的编撰者。不同的编撰者以自己意图改造文本,使文本产生断裂和张力,文本的融贯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扰。从《左传·哀公元年》,到《史记·吴太伯世家》,再到《伍子胥列传》,呈现出内容逐渐简略的现象。《左传》重于记事,务求详尽,保留大量信息;《史记》重于立言,裁汰冗余信息,以凸显主旨。《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离骚》《天问》是夏代中兴史的最主要、最详细的史源,是分别独立的4个文本,各自并行,互不因袭杂糅,作者群体不同。     

金圣叹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有着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上的发展,即由感性的"悟"上升到理性的"法"。文章通过分析金圣叹前后期《左传》评点之不同美学特征,结合《古文观止》《左绣》《左传义法举要》等清前期《左传》评点学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左传》文学评点著作,揭示金圣叹《左传》评点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