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

鲁迅生前多次整理并抄校《嵇康集》,所留下的手稿基本上都编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之中。近日笔者发现了一份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该文不仅没有被收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也没有被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之中,应当是鲁迅的佚文。此佚文当为鲁迅1926年10月—11月间在厦门大学撰《〈嵇康集〉考》时,以其在1913年校订的《嵇康集》手稿为基础而重校《嵇康集》写下的校订手稿。     

鲁迅传记写作的叙述视角--评项义华的《人之子--鲁迅传》

在已有的不下30余种的鲁迅传记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林志浩的《鲁迅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10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等等。当我接到项义华兄的大著《人之子———鲁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时,最初的感触就是作者的勇气。鲁迅是丰富博大的存在,每一个鲁迅传记的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几乎都要自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己的鲁迅传记与前此的鲁迅传记究竟有何不同?这是一个涉及到课题发生合理性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也是鲁迅传记写作的首要问题。每一次鲁迅传记的写作都…     

鲁迅与《时事新报·青光》

鲁迅一生与现代报刊关系密切,他不仅投身于创办或编辑进步刊物,也关注保守落后报刊上的言论。鲁迅曾为陶元庆画展撰文,文章后载《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该刊上的言论多不为鲁迅赞同,他晚年创作时将此刊文字妙手剪裁,或讽或谑,既成一文。《青光》成为了鲁迅重要的反面信息来源之处。本文试图梳理分析鲁迅与《青光》的关系,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价值。     

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

这是《鲁迅年谱稿》一部分的节选。当中的“大事记”已删去;对著述、翻译的评介,对比较常见而又不很重要的史料,或从简,或不提。 谱主年龄基本上以实岁计算。 经常引用的书籍,采用代号或简称,如: ①《鲁迅全集》(十卷本)用阿拉伯数字标卷数,并用六角括号括起来。例如“〔1〕,4页”,即指十卷本《鲁迅全集》的第1卷第4页;余类推。 ②《鲁迅书信集》的代号为“〔21〕”。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正>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者们公认的难题。它与《呐喊》、《彷徨》相比,创作时间从一九二二年冬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始到一九三五年写的《采薇》、《出关》、《起死》,前后延续了十三年之久;作品内容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实,涉及到许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了不少现代人的生活情节;艺术形式,鲁迅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都显示出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关于如何理解《故事新编》,鲁迅生前曾有不少自述或评论,本应成为研究《故     

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论粪帚文人》并非鲁迅佚文

一九八○年第二期《艺丛》杂志刊登一篇名为介绍《论粪帚文人》的专文,还附有鲁迅该文的影印件,说《论粪帚文人》是鲁迅的“一篇被遗忘了的文章”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讲法是不妥的。     

鲁迅创作杂谈

一、关于“乡土情结”一个奇特的“鲁迅现象”:鲁迅,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大都市里生活、创作、战斗的文学大师,其小说创作,竟主要描写农村.《故乡》、《风波》、《孔乙己》、《杜戏》、《祝福》、《阿Q正传》、《明天》……它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所在.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

《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直接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珍贵文献。一九七六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鲁迅日记》,除校订了刊误外,并在书末附了《人名索引》,把同人异名,异姓同人,归合一处,按姓氏笔画依次排列,使读者检索极为方便,大大提高了《鲁迅日记》的使用效率。但亦偶有疏忽之处,或将一人分作两人、三人,或将两人合为一人者。余凡见闻所及,朝拾暮掇,略加串次,作《<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抄付《社会科学辑刊》,有不当之处,诚望匡正。半字之差误作一人《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有这样一条记载:“上午得黄鹏基、石珉、     

鲁迅序文中的文论问题

鲁迅一生为自己和别人的著作写下大量序文,其中许多见解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本文仅就《〈自选集〉自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叶紫作〈丰收〉序》、《徐懋庸作〈打杂集〉序》等四篇序文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作一些简要梳理和阐释。     

鲁迅所涉猎的少数民族文化

鲁迅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甚至童年时代。在他童年时代起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和书面知识中,都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份。例如,《红楼梦》就是满族人的著作,古代文化典籍中,也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四部丛刊》中就有不少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而鲁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结构就是充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鲁迅与丘浅次郎(上)

对于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直以来在方向上集中于鲁迅与严复或与《天演论》的关系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严译《天演论》对鲁迅有绝大影响.这是对鲁迅进化论来源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欠缺.事实是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前,并没有通过严复真正达到对进化论的理解.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自日本学术思想界对达尔文学说的引介,通过日语阅读日本学者介绍的进化论,特别是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鲁迅才真正达到了对进化论的理解.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三) 王凡、王弘是胡蛮写信用的化名

鲁迅当时为对付敌人迫害,在鲁迅的《日记》中,或双方通信时,都有意用各种化名以避免意外的瓜葛,有时同一个人用十几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美术研究工作者胡蛮,在鲁迅的《日记》中,就出现过王凡、王弘、王钧初三个名字。《鲁迅日记·人名索引》编者就误为三个人了,其实这三个姓王者,均为胡蛮一人。最近笔者访问了胡蛮同志本人,才弄清楚了这些化名的来由。     

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鲁迅与外语

<正> 翻开《鲁迅全集》就可以看到,在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他的翻译作品象一颗璀灿的明珠,闪烁着绚丽夺目的光彩。鲁迅先生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学习外语。终生坚持不懈,他不但精通日语、德语,还曾下苦功研究过英语、法语和俄语。他一生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翻译过一百五十多篇(部)外国作品,涉及十四个国家的近百名作家,有诗歌、剧本、小说、故事、童话、论文。杂文及自然科学等多种体裁,     

王任叔的鲁迅思想研究

<正> 著名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王任叔(巴人),是在鲁迅影响下登上文坛的,是1938年《鲁迅全集》的主要编辑者,“鲁迅风”杂文的倡导者;在战斗的一生中对鲁迅有深刻的理解与深入的研究,生前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数十篇,鲁迅研究专著有《论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小说》。他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独特建树、至今尚未进入鲁迅研究者的视野,这不能不是学术界的一个缺憾。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韩国人心目中的鲁迅

第一次接触鲁迅 一提起中国文学,韩国人就会想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可能很少有人会说鲁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