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服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梁启超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新闻理论家梁启超,于1902年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梁启超从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内涵、理论依据与必要条件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梁启超指出,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对政府实行“名誉监督”;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依据是新闻自由理论,但不是绝对的新闻自由,而是承担一定道德义务,并遵循一定法律规范的有限制的新闻自由;为了确保新闻舆论监督的正确实施,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五本”、“八德”的职业品格,必须“健全舆论”。如今,重温梁启超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对新闻学理论探讨与新闻舆论监督实践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略论梁启超变法时期新闻思想所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维新改良运动的过程中,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梁启超参与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新闻媒体.作为当时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在办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这些思想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基督教之影响就是其中之一.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梁启超“情感”观的转变

从清末至民初,梁启超在其以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高度肯定理性的价值,而对于情感则相对忽视,甚至排斥。就此而言,其与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存在差距。欧洲之行使梁启超认识到正是盲目尊崇科学理性使西方的现代发展走上歧途,他指认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反复强调情感相对于理性的特殊价值,呼吁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能忽视情感维度,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产生分歧。梁启超情感观的变化也使其文学观发生转变,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这与文学革命中启蒙主义的文学观构成对话。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针对学术界研究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厘清,一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主体力量出自本土,而非外国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而非没有形成;三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丰富多彩,而非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指出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清末民初章太炎对王学评析之再检视

章太炎于清末民初时常评论王学。一方面他认为王学缺少近代科学所体现出的逻辑性、严密性与条理性,致使学说内容含混不清、流于空论,体现了先秦诸子之后中国学术的整体缺憾。立宪派受近代日本思潮的影响,多假借王学以立言,章太炎极力揭示、论说"致良知"不足以成为政治判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章太炎又很重视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除了革命道德和激情,革命活动更需要基于熟识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冷静判断,而这恰恰是王学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他在民初重思王学,虽承认其迅捷奋发之绩,但更强调从中国自身传统和现实出发周知民间利病、冷静处理政务的持久之道。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略论梁启超新闻文的创作特色

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为他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称誉,同时也是他"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他新闻文的主要成就又是他的"新文体"."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从狭义文章学的独特视角对梁启超的新闻文进行全新解读,可以从语体、结构、情感等方面看出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及其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影响.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新闻和报刊的政治工具价值定位 ,以及对新闻自由观念自身价值合理性的忽视 ,影响了以后的报人 ,给中国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中的教训值得反思和记取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清末民初船山学论述评

<正> 本文所讲的“清末民初”,指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氏《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这一段时间。所谓“王船山论”,则指这个时期内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王船山的思想言论的利用和评论。这种利用,一般都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些评论,不仅在当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来乃至当前的船山研究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推动船山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