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在详细考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两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探讨。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小产权房转正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瓶颈,导致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不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但由于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而难以启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改革又难以取得实效,使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陷入僵局。只有以小产权房转正为突破口进行渐进的制度改革,我们才能打破房产价格调控的僵局,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降低房价,最终实现根本性的制度革新,突破中国城市化的瓶颈,为中国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全球视野

认识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就必须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球视野,这在本质上是立足国内改革开放实际的“世界”观或全球观,包涵着对外部世界的准确把握和适应,其中科学判断世界的主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沉着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始终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等,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起了关键性作用。     

“和平”崛起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相对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中国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建设性的参与国际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出探讨，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是缓解大国崛起下安全困境的有效机制，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混改破解结构性问题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入世以来FDI进入我国服务业的新趋势与对策

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扩大,FDI进入我国服务业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无论是进入的规模和速度、产业投向还是进入方式及经营战略都作了很大的调整,并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FDI加速进入我国服务业,一方面弥补了我国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的状况,提升了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但另一方面,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服务业FDI,我国应该遵照WTO有关规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正确引导FDI流向,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在致力于营造有利的投资硬环境的同时,完善国内有关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强对服务业FDI的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孕育着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文化的萌芽。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纲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素,初步表述了党的制度规范要素,产生了中共政党文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党的意识形态要素逐步中国化,制度规范要素基本完备,标识性要素基本定型,党员角色明确,领袖角色被全党认同,中共政党文化形成了。建国初,中共政党文化有所发展,1957年后受到破坏,变得僵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党文化发生转型;目前正面临着新的整合。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探析'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的体制根源

中国汽车市场被国外品牌垄断,核心技术也被国外企业控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没有引导出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以中国汽车产业创新过程的案例分析为主,结合多案例比较分析,可知：（1）政府协调失败导致过度分散的产业组织结构和无序竞争,对企业形成过大的绩效压力,这是导致中国汽车企业放弃自主开发的基本原因;（2）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失败源于缺乏产业创新体制：一是由于没有建立国家层面的科研院所,所以缺乏在政府战略协调下支持自主开发的科研体系;二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缺乏自由的市场进入的创新激励机制,所以更具创新意识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较早进入市场,并通过替代国有企业实现自主创新。     

新常态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环境、农民需求、国家政策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也指明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鉴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应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社会化改革为方向,以城乡一体化为支撑,同时逐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设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差异化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