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理论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笔者从立法功利主义、刑法体系和刑法务文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赞同肯定说的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在此基础上，阐述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即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案件全部事实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运用事实推定的方法解决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对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解读

诈骗罪在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是一种发案率极高、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影响面较大的财产性犯罪。由于现行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简单,刑法理论对诈骗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的认识仍然不一,导致司法实践在适用过程中,对某些事实相同的案件往往作出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困扰着司法人员对诈骗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而且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信赖。因此如何在理论上进一步解读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司法实践中的各种疑难案例,对于刑法理论的发展与对司法实践的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将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已有、侵吞的目的,并使他人财物处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下,在非法占有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行为人长期占用他人财产且拒绝归还或者客观上对他人财产进行了非法处分,造成实际上不能归还.根据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首先应当以〈刑法〉第224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为依据.     

“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诈骗界分中的认定标准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划分金融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点基本已经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赞同，“非法占有目的”毕竟形成和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主观心态不可能像“外在客观事实”一样容易被辨识，这一认定难题也被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所承认。“非法占有目的”在区分民事欺诈与金融诈骗、此罪与彼罪，语词虽然一致，但在具体判断时，认定标准不同。综观学界关于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著述，均是对“非法占有目的”整体性的分析探讨，而未对“非法占有目的”在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此罪与彼罪中的不同涵义和作用做细化研究。笔者试图对“非法占有目的”要素进行不同框架下的阐释，以期从刑法理论上为刑事司法实践找寻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黄金模板”。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区别的司法认定

集资诈骗罪作为一种严重的金融类犯罪,对其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正因如此,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严格把握,不能武断地把一切类似的行为都归为集资诈骗罪的规制行列,当然也不能放任任何真正的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民间金融以它特殊性的优势,利用社会成员间这种私人之间的自发激励、相互信任、资金互助、辅助融资等等功能,以及灵活便捷的融资机制、低廉的交易费用、充足的资金供给、与众多的市场特征,为民营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然而,随着"吴英案"等许多集资诈骗案件的发生,使得民间金融资本,特别是民间融资活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对于吴英案件是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争议成为了研究集资诈骗罪主要的切入点。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对于体现国家强制力的刑法是否需要介入以及如何介入产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     

论一般自首中“自动投案”的认定问题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一般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而其中“自动投案”是自首成立的首要条件，这一条件的认定一直存在不少争论。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实践中遇到的涉及自首认定的问题纷繁复杂，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仍嫌粗疏。“自动投案”认定问题在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5年的年会研讨中被作为理论研讨的重点，引起广泛关注和思考。在司法实践中，自动投案的认定不一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故而需要对如何正确认定自动投案做系统的分析及理论性的指导。 论文采用归纳分析及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自动投案的认定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明晰了自动投案的概念，对其五个构成要素逐一进行了阐述，继而重点对自动投案的行为类型进行了归类分析，其中着重阐述了特殊自动投案的三种类型，分别辅案例予以说明。论文最后对自动投案认定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论文将自动投案的行为类型作为自动投案认定研究的突破口，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对自动投案认定问题的系统分析，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带有作者的独创性，对刑罚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以借为名”受贿察件的认定

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借为名”的贿赂形式,受贿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常常将贿赂款辨称为”借款”,或将受贿所得的房产、汽车等物品辨称是“借用”,以期逃避法律制裁。为遏制新型的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引入“刑事推定”的证据规则,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达到打击贿赂犯罪的目的。本文分析了“刑事推定”在查办以借为名贿赂案件中的应用,并在证据收集方面提出一些浅见。     

解析金融案件中的“票据诈骗罪”

在我国金融诈骗的七种最具体案例中,除去(刑法193条)的贷款诈骗罪与(刑法192条)的集资诈骗罪)条规中明确指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外,其它的五种犯罪(刑法194至198条)的条规中均无此规定。本文以金融案件中的"票据诈骗罪"为主体,展开否定、肯定与折衷解释三方面的论点以及全方面的分析。     

伪造担保骗取借款后拒不归还的行为如何认定

正一、案情简介2011年5月,王某以炒外汇并支付高额回报为由向被害人陈某借款未果。2011年6月,王某为骗取被害人陈某信任,伪造了"厦门欣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某公司")印章,制作了虚假的"欣某公司"与其名下"玖诺商贸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欣某公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认定

本文拟以百度公司诉青岛奥商网络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例,解析实践中对竞争关系的认定.     

内部控制缺陷识别与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认定是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我国在内控缺陷的识别和认定上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如何识别内控缺陷,如何区分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内控缺陷,以及如何对内控缺陷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划分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将导致企业内控缺陷认定的困难进而影响到企业内控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阳阳合同”进行股权转让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本文对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阴阳合同”进行股权转让的认定和法律后果进行了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困境”与“突围”——基于公共价值管理范式的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范式,本文对访谈与文本资料的内容进行编码分析,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刻画了两家集体经济组织推进成员身份认定的历程,从制定与调整方案入手,将成员身份认定划分为改革陷入“困境”和迎来“突围”两个阶段,深入探究其突破“困境”、完成成员身份认定的历程,从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归纳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演化机制,从构建主体、构建能力、构建环境、构建条件四个维度探究其实现公共价值构建的过程。研究表明,多方参与是实现公共价值的重要前提,参与主体能力建设是构建公共价值的必要保证,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是构建公共价值的制度保障,顺畅的信息传递机制是构建公共价值的重要基础。     

当前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国家资助政策对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推行过程尤其是在贫困生认定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从贫困证明开具、等级标准制定及民主评议等角度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入户盗窃次数的规定,盗窃罪基本罪状的修改体现了刑法所保护法益的扩张,是将公民的住宅安宁乃至人身权、隐私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保护。“入户盗窃”的“户”需要具备两大特征,即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包括家庭生活性、久居性和封闭性与排他性。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要界定“入户盗窃”中“户”的定义和范围。     

干部人事档案“三龄两历一身份”的审核问题与认定办法

人事档案管理、干部选拔中三龄两历一身份环节尤为重要,需长时间对干部进行审核,该环节政治性、严肃性、纪律性、特殊性较强,容易出现材料造假、档案材料不全、信息不对等情况,因此,必须规范三龄两历一身份相关政策,加强审核人员、组织监督,建立完善的审核系统、审核过程、审核纪律,提高审核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公平性。     

目中无“险”必有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重庆发展战略论坛上表示，要尊重中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高经济效率。他将陈旧型工业化道路的弊病归纳为七条：不能“扬长避短”，有效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抑制服务业的发展；造成煤电油等资源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金融风险。     

如何做好干部人事档案“三龄一历”的审核

干部人事档案的“三龄一历”审核是一项非常严肃、政策性很强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干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权威性。文章分析了做好“三龄一历”审核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三龄一历”审核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看法。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镇居民”认定的评析

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人民法院一般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城镇居民”等同于“非农业人口”,并据此采用相应的标准进行赔偿,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人权平等和司法审判公正的种种讨论。笔者从词语的定义出发,简要分析当前理论争议和司法实践的观点,并对“城镇居民”的认定提出自己的思考。     

“必须做的”和“可以做的”

看到一档电视辩论节目,说的是重庆出租车司机＂文跑跑＂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节目还邀请了著名的＂范跑跑＂作为嘉宾。从商业目的看,节目可以说做得较成功,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拔刀相向＂。但是,我感觉节目并没有说明问题,大家在激烈的争论之时,并没有告诉观众他们的结论。或许,这样的争论本来就是没有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