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佛教“三界唯心”论与“美是心影”说

本文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华严宗的“心融万有”、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中”、法相宗的“一切唯织”诸方面论证了“三界唯心”的佛教世界观和佛学的“心学”特色，由此推导出佛教以现实美为虚妄不实的心造幻影、以脱俗净心为审美境界的美本体现，并论述了美学中佛教唯心说的投影。     

凤潭对中国华严思想的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中国的华严宗和天台宗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最具哲理性的宗派,对中国佛教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至深。凤潭通过对中国华严宗思想特别是对澄观和宗密的华严思想的批判,试图会通华严思想和天台思想。虽然凤潭对澄观和宗密的批判有失偏颇,但他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华严宗的思想基础由法性本空向真心缘起的转变,并指出了法藏的华严思想与智者大师的天台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华严思想与天台思想的理论特质不无帮助。     

体系与视点的焦虑

实践美学对人类审美活动发生的史实认证不完整;实践不能创造出所有的审美对象和“美本身”;“自由”说、排除异化劳动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都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特性。生命美学对审美现象的现实认证不确切;人类“非特定化”特征和“自卑补偿”说不能合理揭示审美活动的发生;“自由生命的理想实现”不能说明审美的特性。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研究方法的迷失,理论立足点的偏误和理论视域的狭隘。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体系与视点的焦虑——评目前中国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美学对人类审美活动发生的史实认证不完整 ;实践不能创造出所有的审美对象和“美本身” ;“自由”说、排除异化劳动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都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特性。生命美学对审美现象的现实认证不确切 ;人类“非特定化”特征和“自卑补偿”说不能合理揭示审美活动的发生 ;“自由生命的理想实现”不能说明审美的特性。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 :理论研究方法的迷失 ,理论立足点的偏误和理论视域的狭隘。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经由与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斗争与融合，对儒家思想由排斥到吸收，直至“儒佛一统”论的提出与确立，使自己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式上均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表明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所达到的成就，更表明了中国文化容纳吞吐异域异质文化的博大胸怀。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僧肇佛学的美学底蕴

僧肇在早期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准确论述的般若中观理论虽不是美学 ,但对中国古典学和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意识以及艺术形象组合发生了重要影响 ,形成了一种与儒、老庄道玄完全不同的美学路向。这主要体现在他运用般若中观所揭示的“空”“静”的世界观、自然观 ,涅的人生境界 ,“虚照”“妙契”的般若把握世界的方式三个方面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戒体”：一种本体论的追索

律宗形成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戒体”理论为中心的。虽然戒体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理论,但在本质上则是以道宣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力图从本体的层面上解决佛教徒持戒修行“因何而成”和“如何而成”的问题。由唐至宋,律宗思想家们对戒体理论作出了本体性的构建,并探讨了其所具有的“业力”和体用的意义及功能。其实质即是通过“善种子”的本体化思维不仅完成了对实体化的“色”、“心”的超越,也促进了中国佛教理论向深层的发展。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华严经》的佛性说——以法藏“佛果性起论”为中心

“佛性”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佛教诸宗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华严经》号称“经中之王”，虽然对“佛性”一词罕有提及，但历代以“佛性”为此经宗旨者大有人在。细读经文可以发现，经中所明“佛性”之义略同于“法界”，与《涅槃经》等专论“佛性”的经典尚有差异。与吉藏等十二家讨论“正因”“中道”的佛性论不同，《华严经》从“佛果”的立场来展开，可谓独树一帜。更为特殊的是，此经不是泛泛地对“佛性”做出界定和描述，而是突出了佛性的“用”，并以此对全经通说的菩萨行给予了深刻的解释。法藏大师《华严经探玄记》对“性起”的宏福阐释，彰显了华严宗的理趣、汉传佛教的丰采。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佛教“口业”观念与中国古代文人的语言自忏——以“绮语”和“净”为中心

佛教的口业观念中,“绮语”是修行所忌的严重罪业,自南朝始文人就常依此自忏语言之过;“净”是佛教重要的道德目标和审美理想,文章首次提出并讨论了“净”作为美学文论范畴的相关问题。“净”作为佛教思想影响下文人语言的标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与“绮语”概念一起影响并约束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构成了对绮靡虚丽文风的反动。     

五台山是传习《华严经》的圣地

<正> 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佛教传播、研习的重要基地。由于它与华严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又是《华严经》传播、研习的一个中心。华严宗形成于唐,崛起于武则天时代,之前曾经过一个传播、发展的过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严经》就传入中国,作为华严宗立宗的主要经典,一经传到中国,就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觉贤)所译《华严经》卷30《菩萨住处品》云:     

李泽厚后期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泽厚力图在美学上作新的突破,将其后期美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转向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从“自然的人化”转向到“人的自然化”,进而以一种个体性、主观化、感性化的历史观来阐释美学现象和关学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思想依据和前提。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前期所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理论背离”。深究起来,李泽厚后期的上述“背离”,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动因,也有李泽厚个人的心理动因。鉴于李泽厚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应通过李泽厚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来简要地分析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走向。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