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所行赞》与佛传文学

《佛所行赞》是印度古代诗人马鸣创作的一部长篇叙事诗,主要描写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作为佛传文学的代表,其佛陀形象的塑造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化及诗人自我人格的渗透,在佛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部大诗,作品在选材剪裁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传与僧传 ——中印佛教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佛传与僧传是佛教传记的两种基本类型.印度佛传丰富,传主释迦牟尼由世尊成为救世主,反映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印度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中国僧传发达,基于深厚史学传统的僧传,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具的历史意识.佛传僧传既有不同的民族特征,又有相同的文类特点,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既有印度佛传对中国僧传的影响因素,也有中国史传文化对印度僧传的反馈作用,形成互动关系.     

立传弘法,佛在人间——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中"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释迦牟尼佛传》作为星云大师传记文学的代表作,较完整地呈现了其早期"人间佛教"思想的三个方面。本传包含了星云大师"宗教革新"的思想,塑造了一位"革命者"的佛陀形象;本传实现了对佛陀的"去神化"的描写,凸显了星云大师从"人间佛陀"到"人间佛教"的思想轨迹;本传中贯穿着"了生脱死"的修行思想,通过塑造一个颇具"人情味"的人间佛陀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生命关怀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释迦牟尼佛传》也是很有特色的。本传采取了叙事、议论、抒情有机融合的写作模式,延展了作品的时空维度,扩充了作品信息量,通过情感渲染更有效地实现传教弘法的目的。本传大量利用独白和对话建构起一种权威叙事,更便于作者创作意图的明确表达。本传多化用典故,取喻作比,将艰深的佛理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形成了故事嵌套的叙事结构。本传中常见对比性叙事框架的建构,使情节更有戏剧冲突感,并通过对比衬托出佛陀之伟大、佛法之神圣。《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佛教与艺文结合,以文学弘传佛法"的成功案例,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佛教宣传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佛传创作和"以文弘法"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罗摩衍那》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去年十月,由中国印度文学学会主持,在杭州召开了印度两大史诗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标志着我国印度文学研究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推动我国的史诗研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罗摩衍那》和《摩呵婆罗多》这两部伟大的史诗,不但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对藏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金朝文人佛理禅机诗解读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对金朝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当时在佛学禅法方面造诣颇深的儒者、士大夫们创作了很多表达佛理、蕴含禅机的诗作。它们典型地反映了12至13世纪初中国北方文人把握佛禅哲学的水平。董文甫《秋夜》、卢启臣《和赵元发、刘师鲁葛藤韵》和方山野人《灵岩即事》渗透着浓重的佛禅意识,是文人染佛涉禅诗作的代表性篇什。它们虽旨在宣扬宗教理念,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本时期广义佛教文学的发展水平。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可从特定层面揭示金朝文学与佛禅联姻的内涵。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前世今生

正《亚鲁王》是苗族历史上第一部长篇英雄史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新发现,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的发现和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史诗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神秘的苗族大百科2009年春天,麻山地区苗人世世代代传唱的史诗《亚鲁王》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改变了苗族没有长篇史诗的印象。史诗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磨难”母题与“三段式”情节

一般意义而言,古代东西方英雄史诗的核心母题有两个：“历险”或“受难”。但综合比较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两大史诗以及中国古代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格萨尔王传》的重心所写,既不如荷马史诗的“历险”,也不同于印度史诗的“受难”,而是介于此两者间的“磨难”,而且后者是涵盖前两者的一个母题;同时。东西方英雄史诗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就是：神奇“孕-生”——情爱受阻——惩治奸佞（建功立业）这样一个“三段式”结构。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人物是中心,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可视为串珠型结构。英雄史诗情节的最小单元是母题,但除母题这个最小的情节单元外,也可以采用比母题大的一种情节单元———史诗母题系列进行分析。由此又可得出:单一情节结构的史诗(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并列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而这三种结构其实是反映婚事(情事)斗争系列和反映征战系列的四种不同排列组合。     

佛魔斗争在佛陀传记中的演变

佛魔斗争在佛传中主要体现为菩萨降魔,其核心故事随着佛传的发展不断演变.一是菩萨从被动应对发展为主动出击,其中菩萨被动御魔属于人魔之战,而菩萨主动降魔属于神魔之争.这样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佛陀由人到神的转化.二是魔王的身份不断变化,有邪恶的化身、欲望的代表、爱神、欲界之主等不同身份,最后演变为印度教大神.三是魔界构成越来越复杂,先后有魔军、魔女、魔子出现,而且魔子有善有恶,黑白分明.四是佛魔之战由象征性表现到具体实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变化既是佛传内容不断丰富充实的结果,也体现了佛教观念的发展变化.佛魔斗争不仅是佛传文学的重要主题,而且在佛教文学中纵向发展,横向传播,成为一种既有深厚的神话渊源,又有广泛交际性的文学母题.     

朝鲜许筠的"人物传"研究

许筠的“人物传”取舍和褒贬之中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取向。在《严处士传》与《荪谷山人传》中,许筠一方面阐发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观念,一方面塑造了理想中的不沽名钓誉、不做乡愿的真儒形象。《南宫先生传》、《张山人传》、《蒋生传》则借鉴唐传奇的写作方法,参考《太平广记》中的神仙故事模式,表达他佛道合流的理想,以及对道教修炼内丹的认同和对海外仙山的向往。这些作品不但显明了许筠其人的思想内涵和文学成就,而且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潮。     

《吉尔伽美什》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吉尔伽美什》是目前世界文学中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巴比伦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差异。如果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系统地梳理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释迦牟尼佛传》与星云大师的宗教情怀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文学作品,是星云大师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写作的佛传,这部作品承载了佛陀的基本理念,更承载了作者星云本人的基本理念。其写作思维和世俗作家、世俗学者迥然不同。其写作目的、写作策略受制于佛陀本人的历史、星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星云本人的宗教革新思想,其对人间的思考亦展示了太虚大师以来尤其是星云本人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曰人间佛教)理念。相应地,作者也选择了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间情义与佛教道理之间取得了平衡。星云创作《释迦牟尼佛传》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尝试,《释迦牟尼佛传》也因此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

公元 1 世纪古印度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以其恢弘的气势和遒丽的文字在印度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于六朝时被翻译过来后,即逐渐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前贤时彦, 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均曾撰文对其赞誉有加。本文详细介绍了《佛所行赞》的内容、 结构及其艺术特色,并对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主题学研究：《佛本生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之关联

《佛本生故事》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产生古老，而且具有流传的广泛性，其跨国界、跨文化的广泛流传，对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两国各自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环境、文化及民族心理的不同，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流变的过程中，赋予了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蕴。     

《山海经·帝俊》与《乌古斯传》基于史诗角度之比较

《山海经·帝俊》是《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内容,它是汉民族最古老的史诗遗迹,虽然残缺凌乱,却仍然保留下很多史诗母题,可供后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而《乌古斯传》是突厥语民族最古老的史诗雏形,它在被发现时也是残缺的,篇幅也很短,但基本故事情节与母题已经很完整,正好可以与《山海经·帝俊》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山海经·帝俊》确实是一部残存的史诗,可以通过对《乌古斯传》的研究进行修复。     

《卡勒瓦拉》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基石。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从多角度入手,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芬兰《卡勒瓦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从新编<<苗族古歌>>看创世史诗的几个问题

文章论述了新编《苗族古歌》的史诗学价值,进而论述创世史诗的产生和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外学术史上的地位。     

以韵入散:诗歌与小说的交融互动

正在文学史上,诗歌与小说、叙事与抒情虽分属于不同的文体与不同的表达功能,但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尤其是史诗(以古希腊与古印度史诗为代表)、叙事诗与诗体小说(如《浮士德》     

论抗战文坛对史诗创作的呼唤与理论引导

抗战文坛对史诗创作的热切呼唤与引导,是一个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现象,它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诗追求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它又从苏联文坛借鉴了一套成熟规范的史诗创作方法,强化了史诗这一独特文体描写战争、解放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功能,确立了史诗创作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格调。由于受战争形势的制约,抗战时期对史诗创作的引导,有着弱化史诗创作的人类悲剧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缺陷。虽然七月派曾努力加强史诗创作的文化批判意识,但从以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努力遭到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