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揭示了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认为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和法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推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对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启示

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国家理论的重要论点.马克思用批判的思想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辩证唯物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本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做了总结,最后就今后如何培育我国市民社会做了一定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前后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处于重要的中间环节.黑格尔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仅区分了市民社会与自然社会;黑格尔则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以此为基础,在市民社会的内容结构、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区分方面又发生了实质性变迁.     

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范畴．恩格斯在马克思确立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后,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向、科学论证以及捍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全面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视野下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话语概念,也是西方学界广泛关注的话语范畴。市民社会理论的讨论有必要在一个坐标系统中展开,这一坐标的原点应该是马克思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坐标的横轴是马克思谱系源流里其他理论家的见解,这一体系代表着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性研究范式;坐标的纵轴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阐述,这一体系代表着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性研究范式。以马克思理论为中心的多元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性研究是探究市民社会本土意涵的重要路径。     

"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以来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等作了详细的阐释,竖起了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市民社会"思想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市场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理论又有所变化和发展.     

论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要求市民社会应该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建制,是其根本性动力.同时新社会阶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现实性动力.在当代研究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构建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民法与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阐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市民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强调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将有利于加强民主建设,加速和谐社会的发展步伐,指出民法是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法律基础.强调了民法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中的作用.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演变中的自由维度

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自由维度,具体表现为城邦时期的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时期的契约自由、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时期的经济自由、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三分时期的参与自由.每个时期所追求的自由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对自由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当前构建市民社会的热潮中,如何在充分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由价值的同时,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已经形成,但仍然很不成熟,要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市民社会德性化发展——对市民社会道德建构的思考

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准,人们通过市民社会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但市民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还面临道德建构的问题,只有通过市民社会自身道德的规范,市民社会才能良性发展。文章希望通过市民社会德性化过程,实现市民社会的长久繁荣。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影响国际政治演进的社会因素——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际政治的演进注入了许多新变量,其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具有深远意义,它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日益上升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超越和发展,其行动者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已成为除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的一支新生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将对国际政治的运行构成某种制约,影响国际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尽管全球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但它在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处理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以浙江宁波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例。鉴于浙江宁波行业协会近年来发展较快，且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行业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区域性公民的发展及其限度。分析认为，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由于制度环境和自身功能的限制和约束，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缓和与释放，也有赖于公民社会自身的争取。     

社区自治: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现实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市民社会的热潮。市民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高度自治特征。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成为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实验性的现实平台。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     

公民权利的觉醒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漫长、全面、深刻的转型期,虽然转型的道路曲折、迂回,但历史发展的方向却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权意识的觉醒,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对民权觉醒的回应,公共管理者必须要体察民生、民情、民心,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