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角厮罗家族世系的一些问题与汤开建同志商榷

<正> 最近,读《角厮罗家族世系考述》(以下称《考述》,载一九八二年《青海社会科学》第一期)一文后,感到汤开建同志对青海历史上作出贡献的人物角厮罗家族世系,根据汉文史料,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述,指出了某些史籍记载的错误,表达了自己对角厮罗家族世系的看法,这一切都是作者努力研究的结果,十分可贵。 但是,我结合平时校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认为有些问题,《考     

角厮罗家族世系考述

角厮罗是一位有贡献的青海历史人物。关于角厮罗的家族世系,本文根据汉文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指出了某些史籍记载的谬误,表述了自己对角厮罗家族世系的看法,可供参改。     

一个宋代墓志铭的研究——关于角厮罗的历史

角厮罗是青海地方史以至宋史上一位突出的历史人物,在统一祖国的斗争中,曾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对其家族世系等问题,本刊已发表有关专论,供读者参照研究。本文依据《赵郡王墓志铭》,对角厮罗族源提出新的论证,其资料既可补宋以来诸家记载的不足,论证又饶有新的启示。其中有关本地区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的错综复杂情况,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值得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关于《蒲柳泉先生年谱》的几点辨正

路大荒先生编著的《蒲柳泉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于蒲松龄的世系、出身、生活经历、著述年代和社会关系等,作了系统的整理与介绍,为研究蒲松龄及其作品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但是,这部年谱的内容,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将问题提出来,就正于路先生,并向本刊读者同志们请教。     

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所有权究竟属于谁?——与荣兆梓、倪学鑫两同志商榷

读了荣、倪两同志的《试论社会主义礼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以下简称《试论》)后很受启发,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下面想谈谈我们一些看法,就正于荣、倪两同志以及广大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

1978年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引文不另注)一文中,主张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鸣。1980年两位作者又发表了《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引文不另注),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观点。为使讨论深入一步,仅就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商榷。     

答邓安庆同志的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今年第2期发表了邓安庆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邓文”),对此我表示欢迎,同时对邓文的商榷意见简答如下:     

《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辨误——与邓剑鸣、李华飞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邓剑鸣、李华飞同志《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简称“邓文”),对于元薛愛情关系的论述似值得商榷,拙文意就这一问题向邓剑鸣、李华飞同志请教。薛涛与元稹是否真的见过面,这里姑置不论(即使见过面,也未必就一定存在愛情关系)。邓文对元薛存在愛情关系的论据有四: (一) 薛涛诗《奇旧诗与元微之》(二) 元稹《寄赠薛涛》(三) 薛涛诗《谒巫山庙》(四) 《云溪友议·艳阳词》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对《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一书的几点异议——与曹锡仁同志商榷

曾锡仁同志在《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道路》)一书中,为自己提出了“展开对自己历史的系统反思”的任务。他的“反思”涉及到许多问题,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谈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     

不应求“爱”于被反映者——重谈真理阶级性问题

黄枬森、陈志尚二同志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涉及多方面基本理论的问题——重提真理阶级性问题》的文章(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以下简称《重提》)。本文也就真理阶级性问题,力求在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并与黄、陈二同志商榷。一《重提》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概念,必须同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这提得好,我们深表赞同。然而,《重提》对部分社会科学真理之有阶级性的论述,就没能做到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这是黄、陈二同志始料不及的。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

王坛浦和张政两同志(简称王、张)在《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对我先发表于《哲学研究》,后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简称《问题》)一文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同我商榷,对我很有启发和教益。我在该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不够充分,未有展开,确实需要补充。但是,我对王、张的一些论点仍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再作商榷,并就教于王、张和哲学界同仁,以便进一步探讨。     

也论西汉的酷吏

<正> 《文史哲》81年第6期所载孟祥才同志《论西汉的酷吏》一文(以下简称孟文),踔厉风发,直抒己见。但在对西汉一代酷吏的评价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我认为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故不惴谫陋草就此文以就教于孟祥才同志。     

也谈古典小说的发展速度——与王瑞功同志商榷

<正> 读了王瑞功同志《关于古典小说发展问题的思考》(见《文史哲》1986年第6期,以下简称《思考》)一文后,觉得文内一些基本观点经不起推敲。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与王瑞功同志商榷。一《思考》第一部分说:“小说的成熟与繁荣比诗歌速度慢,时间晚,关键在于自身的特点。”小说初期“没有自己的特点,就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要形成自己的特点,就必须与散文中的共性作斗争,‘对手’已相当成熟,要战而胜之,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里瑞功同志找出的小说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即小说在初期没有鲜明的特征。小说在初期是否没有鲜明的特征,这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什么叫鲜明的特征?只要     

历史的统一性与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发展——答黄敏兰同志

《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问题讨论”栏内,刊载了黄敏兰同志和拙作《马克思论原始公有制转化为奴隶制的规律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载《人文》1982年1期)的商榷文章,该文题为《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兼与佘树声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因事关对人类社会史发展的有无统一性的理解,因而,笔者认为对我过去曾经提出的观点,仍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并以此作为对《商榷》的答复,是否有当,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与《商榷》作者的指教。     

阁罗凤世系考

南诏世系十分繁乱,而阁罗凤世系又是混乱的焦点所在。它不仅牵涉上起细奴逻,下止阁罗凤几代南诏王谱系,还涉及关于南诏父子连名制的几种不同说法。弄清阁罗凤的世系,对南诏史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旧唐书》、《通鉴》、《云南志略》对阁罗凤世系的记载基本相同:细奴逻(《云南志略》作“细奴罗”)——逻盛(《云南志略》作“罗晟”)———盛逻皮(《云南志略》作“晟罗皮”)——皮逻阁(《云南志略》作“皮罗阁”)———阎罗凤。阎罗凤世系争论的出现,主要因为上述史籍与《蛮书》、《新唐书》的记载存在差异。     

怎样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按劳分配——兼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理论上怎样认识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能否坚持和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李运福同志的《怎样理解按劳分配的弊病》(以下简称《弊病》)一文,对这个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表现了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但我对于文章的主要论点,感到难于同意,现在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李运福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