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播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

儒家传播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构成之一,影响深远,衣被中华数千年。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借助传播以实现对道德的规范,影响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家传播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由“传者本位”——“受众本位”——“回归的传者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经过千百年的冲击震荡、发展演变和自我完善,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传播事业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儒家思想看中国传统消费文化

儒家思想虽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以孔孟为代表的黜奢崇俭思想,精神至上思想及知足闲适思想对了解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传承这些思想可以有助于构建和谐消费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为解决人类困境提供宝贵的智慧源泉。     

试论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本文通过道、释、墨几家主要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比较 ,探究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内在因素 ,在还原儒家思想精神的前提下寻找与当今时代的契机 ,阐发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和统治地位,是节制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活准则,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民族传统体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诸如儒家思想的礼与仁、中庸、天人合一、义利观与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思想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渊源极深,因此"仁礼学说"成为朝鲜族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中国朝鲜族在"仁、礼、孝、学"四方面丰富并发展了它的内涵,同时也充实和完善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思想文化宝库。     

试论卫礼贤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卫礼贤是近代德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前后共呆了25年之久,长期的中国文化浸润使他深深的热爱上了它,他甚至不无自豪地公开宣称自己是儒家弟子。当然他的这种热爱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认可和推崇。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儒家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为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企业的生态化取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可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儒家诚实守信的要求,可约束企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儒家倡导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精神,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儒家强调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其消极影响表现在: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模糊了企业的目标指向;儒家看重的人伦人情关系,冲淡了严格的制度规范;儒家思想内涵的趋平心态,与现代企业的分配机制不适应;儒家重文史轻理工的偏见,容易制约企业的科技发展;儒家惯用的模糊性思维和由此延伸的经验性决策,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科学决策相悖。     

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

该文通过对有关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诸种说法的整理分析,发现中国园林与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目前人们所论证的那样紧密。论证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发生联系的许多理由,有些在理论上经不住推敲,有些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文章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园林的新的途径与新的方式,强调只有将儒家思想中诚敬端正的价值观念贯彻于园林的营造之中,通过在园林中重新发挥传统园林启发智慧、端正心灵等诸多功能,才是中国园林得以发展,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儒士阶层伦理天命观的重建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王莽改制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招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儒士阶层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破灭。作为社会精英的儒士阶层并没有随着王莽新朝的崩溃而陷于沉寂,而是进行了群体思考和选择,在刘氏复起的思汉舆论影响下,自觉地对其伦理天命观的取向进行重新构建,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并对东汉一朝的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二是儒家经典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三是儒家的经学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的。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通俗小说观念的解放和成熟使通俗小说得到大步的发展。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儒家身心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身心和谐思想主要包括:身心合一的身心观,知、仁、勇统一的全面发展观,身心性命双修的修养观。儒家身心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为自我身心和谐。这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自我身心和谐,才能安顿生命、培育精神;自我身心和谐,才能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创造力。     

简论儒家的文学观念与亚观念

儒家文学思想已经讨论得很多，而且都一致认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就是儒家的文学观念。“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就是儒家文学观念的主要说法。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儒家文学观念有两面，即强调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追求艺术性，这样才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许多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优的作品。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体现了中华道统。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个朝代的编辑家都以弘道的精神,勇于变化和创新,使中华编辑学源流浩浩荡荡。刘知己和冯梦龙的编辑思想更具中华道统意义。     

结合儒家生态观对大学生开展生态道德教育

中国儒家思想家的生态智慧理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生态道德哲理,文章深入阐述了儒家“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和“节用而爱人”的命题对于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儒家生态观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